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革命正在深度重构公共治理的底层逻辑与运行方式。2026年10月1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上海市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基地主办的第六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青年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本届论坛以“智能革命与公共治理创新”为主题，紧密呼应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来自高校、党校、科研机构与学术期刊的数十位学者，围绕智能技术赋能治理的理论逻辑、实践张力与制度回应展开了多场次研讨。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薛泽林主持。专题发言共分五场，议题从治理理论与制度逻辑、算法风险治理，延伸至基层治理创新、城市智能治理场景与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青年学者在“技术—组织—制度”交叉地带持续深耕的问题意识。
第一场：智能时代的治理理论与制度逻辑
本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程主持，《学术月刊》编辑朱颖评议。
南京大学于君博从公共组织“规模化服务”与“差异化回应”的悖论切入，认为大模型作为语义工具，可使各业务条线开发本场景智能体，实现中枢中台与基层条线互嵌。他以广东“清湾大模型”和南京MaaS架构为例，指出架构已基本搭建，关键是各条线学会调用大模型、把软件替代为智能体。
吉林大学张力伟将“枫桥经验”置于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下，提出“矛盾不上交”是通过制度化安排将外部冲击转化为治理体系内部议程的“风险吸纳”，包括层级、前置、多元和技术吸纳。他警示属地责任泛化、考核加码和技术控制过密可能使其异化为新的风险集结点。
南京农业大学杜焱强关注乡村生态治理“高成本、弱协同、低效能”，将数字平台视为嵌入政府与乡村的“政治实践工具”。他构建技术—制度—组织框架，以J省N市P区三年案例划分五阶段，强调招标阶段体现制度前移。结论是数字乡村生态治理是制度、技术、组织协同演进，关键在问题导向的机制创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王龙飞关注2019年后地方人大介入产业治理现象，认为其溢出以行政体系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基于深圳调研，她概括产业立法、政策倡议、政企沟通平台和产业合作网络四种机制，指出真正动因是党委政府动员、人大扩权与政绩动力，以及高压反腐下企业对制度化参与的需求。
复旦大学张琼雨以芬兰2012年议程倡议制度为例，讨论数智时代西方民主合法性从内生性支持向工具性支持转移。公民签名达5万份议会须审议。研究发现数字渠道有助于议程进入国家机关，议程通过后评价更积极，公民能区分政策结果与程序公正，权力配置、决策过程、规范约束与治理反馈影响绩效感知。
第二场：人工智能与算法风险治理
本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翊主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编辑王玉评议。
中国农业大学唐曼指出AI监管面临“管不住”与“管太死”困境，以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沙盒为例，将机制概括为风险状态转译、治理权责配置和监管行动调试：通过车路云设施和脱敏使风险可见，通过联合研判、专家解释和分级授权实现不同程度“看见”，以柔性纠偏并制度化沉淀。她建议从项目制沙盒走向制度性沙盒。
复旦大学冯钰观察到各城市接入DeepSeek时间差异，引入绩效反馈理论区分历史与社会绩效差距。基于接入时间、政府工作报告AI词频和数字化绩效数据的回归显示：地方主官AI注意力越高采纳越早；历史绩效差距正向调节；社会绩效差距反向调节，省内横向劣势时注意力推动作用更强。
中山大学黄源源以M市水务局为例，发现虽有多重赋能体系，一线人员只用少数技术，普遍认为降低行动成本等期望未实现，反感受可及性、适用性不足。她用技术可供性实现理论解释：预测分析适配市级研判却难定位一线风险，管理部门有选择实现可供性，一线因算法似监督依据而避重就轻，对数据算法更不信任。
河南师范大学袁高辉认为算法风险具泛在嵌入性、隐蔽性和连锁演化性，从风险时序与对象规模划分个体短期决策偏误、个体长期技术依赖、群体短期算法歧视、群体长期“算法集置”四类。借鉴免疫学提出“免疫型风险治理”，强调识别“自己/非己”、排除风险并产生耐受，路径包括风险监测、分类治理、主动对抗、协同规制和算法素养教育。
第三场：基层治理创新与风险响应
本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雯霞主持，《探索与争鸣》编辑杜运泉评议。
上海交通大学韩志明认为12345热线经四十多年发展，已从地方创新演变为中国社会治理“通用性知识”，“有事找政府”成为政府愿做、群众愿打、效果尚可的基本语法。从诉求、话务、编码、派单到满意率、接通率、解决率，12345构成“怎么来办、办得好不好、还问满意不满意”的标准配置。他强调其以最低表达门槛保障表达权与知情权。
中央党校吴佳指出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面临风险难察觉、预防无可见绩效、基层注意力不足三重困难。他以最高检检察信访数字化案例说明，平台使风险可见、绩效可考、基层可行：接访人可掌握案情图谱，数字化把结果导向扩展为过程导向，基层有时间上门沟通。他将过程概括为刚柔并济、多部门整体治理、多种手段融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华南理工林仁镇以东莞和谐镇智慧网格为例，追踪五六年、回溯十余年，从边界、行动、关系再组织化分析基层公共安全合作生产何以从偶发参与走向常态共治：数字底座精细配置和流程再造，资源向行动转化，关系从利益计算走向信任认同。他引用公安局长“现在不做，后面要花更多时间”说明不被看见的预防工作何以值得坚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王琼以重庆高新区“6·25”地质灾害避险为例：2026年6月25日滑坡不在台账内，平台公司巡查员发现，约4小时完成三级响应提级，连夜转移670余人，零伤亡。她提炼“末梢感知”与“统合联动”嵌套：风险发现是社会力量在场识别，依托越级直报和数字平台贯通三级中心，权威提级形成纵向势能，日常协同机制压低协调成本。
南京财经大学薛金刚关注县级卫健部门在财政、人手、权力资源不足下处理医废“小、散、难”。A县卫健局抓手包括：智能医废箱、过期药品H5小程序、动态码运废路线；积分兑换激励，为合作科技企业争取财政支持；抓住环保数字化和大健康政策机遇；主导地方标准化并扩展到宠物医院、养殖场。核心是通过定性拆解推动事项标准化和流程闭环，主导但不邀功，形成联合执法。
第四场：城市智能治理的多元场景与实践
本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副研究员李宗克主持，《社会》编辑张军评议。
上海交通大学李哲从浦东某社区服务点老人需过两处红绿灯的细节切入，关注信息、空间与组织如何协同，将数据平台条件转化为居民可获服务。基于浦东生活圈、杨浦长白228、闵行古美居家监测、徐汇日晖二村四场景，她提出“双重嵌入”：空间嵌入对应信息与场景，组织嵌入指向责任主体与资源配置。四场景对应精准识别、按需配置、敏捷响应、共治共享，结论是三者成结构才能转化服务机会。
玉溪市委党校李洁芳以数字人文诊断新兴州城文化资源，发现郑氏旧居空心化、叙事错位、业态悬浮、叙事缺席，瓦猫反成主题，郑氏兄弟家国往事未成主线。她梳理郑氏与聂耳11个节点：郑易里译《资本论》、与上海左翼文化圈密切，郑聂姻亲并引领聂耳入“反帝大同盟”。据此提出文化为体、数字为翼、商业为用、共同体为魂，以家国、书香、乡愁三线借HGIS和AR串联点位。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周嘉豪将立法数字化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以浙政钉为依托，建标准法规库、立法综合应用平台和全流程留痕，覆盖协同起草、前置报送、归口审查、审议表决、文件配套、备案实施，实现全周期公开、数据共享、规范行权。外部以衢州“主”字型、台州“立法民意通”、温州“立法e点通”为代表，线上征集、自然语言处理分类民意，多层次转化为条文。他发现再组织化逻辑和民主参与拓展。
上海市委党校战思同引入物理、社会、数字三维空间，分析“美好生活掌中宝”如何跨空间回应民生。平台依托随申办和三维时空底座，以15分钟生活圈为载体，形成居民端和治理端智能体。物理与数字融合实现全要素映射和空间编码，居民可查询导航；社会与数字融合以“听我一言”“有我一票”收集诉求、吸引参与；物理与社会融合实现场景匹配和空间单元共治。他认为跨空间融合提升治理增效，取决于信息关联、组织实施与结果反馈衔接。
第五场：智能技术赋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
第五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园园主持，《学术研究》编辑许磊评议。
华东政法大学石任昊基于上海松江佘山镇调查指出，城市老年人互联网医疗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操作能力：即便会用手机和线上服务，效果仍不好。机构层面医养能力良莠不齐，系统层面养老院、社区与医院存在服务断层。他从健康权利公平性提出，建构性不平等可通过技术赋能弥补，结构性不平等仍有建制性桎梏。干预方向是建构多方联动的老人健康服务体系，从技术普及转向制度重塑。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丁雪指出上海充换电设施核心矛盾不是总量不足，而是空间错位与协同不足：静安寺、徐家汇充电站是唐镇、共康路五倍，而唐镇也是人口聚集地；选址由运营商按场站和成本决定。补贴退坡和租金上涨使新建桩环比大降，部分供应商转给主机厂。她用社会网络分析识别七类主体，发现约36%网点既合作又竞争，竞合是常态。建议按场景引导选址、发挥市级平台核心节点作用、补贴从建设端转向效果端。
玉溪市委党校龚兆雄指出西部中等城市易陷“东部有我们也要有”幻想，财政承压和资源分散下低水平重复建设，结果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曲靖“曲靖通”投四千多万元后因月活仅60人下架。玉溪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另搞“玉溪通”，聚焦医疗、城管、基层治理和政务：健康大脑和云医院把心电诊断延伸到村卫生所，城管建四级联动和随手拍，基层适配农民数字能力，政务整合OA。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齐凌云以临沂预付卡立法为个案，追踪起草、合法性审查、政府常务会议、人大审议修改和上报全链条。2023年临沂12345收到预付卡投诉21828件，构成立法起点。她提出“结构性联结”，描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多轮互动中相互塑造：商务局起草并公开征求意见，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并全网公开，法工委向区县、部门、立法联系点、代表委员和民主党派收集意见，经4次会议修改转化为法言法语。程序是实质的制度保障。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林佳怡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如何通过合作参与政策议程设定。基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2013—2017年38000多条建议，她区分显性与隐性合作，用社会网络分析识别围绕特定议题的合作网络。以“十三五”规划铁路项目比较发现，区域政策联盟型合作能推动项目纳入中长期规划，但能否进入五年规划取决于经济效益和全国铁路网功能规划。代表合作具阶段性和脆弱性，部分诉求满足后退出，未获回应者陷入孤立。全国人大是重要制度性参与者。
在技术乐观与制度审慎之间
论坛总结环节，薛泽林提出：智能技术识别问题的能力正在快速跃升，但治理体系承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同步增长？他以数字社工项目和综合智管平台投入为例指出，系统建起来了，但“治理适配机制仍然不够”。当楼上噪音从“敲门沟通”变成“打12345投诉”，技术便利也可能侵蚀社区内部非正式的社会调节能力。智能革命对公共治理的冲击，不在于技术本身是否足够“智能”，而在于公私边界、责任配置与制度学习能否跟上技术变化的节奏。
本届论坛延续了“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青年论坛面向青年学者、鼓励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对话的传统。在智能革命从“未来议程”加速变为“日常治理”的当下，如何在技术乐观与制度审慎之间保持有张力的学术思考，或许是这场持续一天的讨论留给与会者最值得带走的命题。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