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延安，黄克功被押到公审现场。台下坐着边区机关干部、部队代表、抗大学员和附近群众。这个曾经在长征路上负过伤、立过功的红军干部，此刻双手被缚，等待一纸判决。
现场没有喧哗。
人们都知道，黄克功并不是普通士兵。他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曾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可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杀人的护身符。公审的意义，正是让所有人明白这一点。
案件发生在延河边。
黄克功与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刘茜曾经相恋。刘茜从山西来到延安，怀着抗日救国的志向求学。黄克功当时担任抗大队干部，既是她的领导，也是她敬重的革命前辈。两人接触增多后，感情逐渐发展。
有意思的是，这段关系起初并不特殊。战火年代，许多青年男女在共同学习、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产生感情。真正使矛盾激化的，是两人对婚姻和相处方式的理解完全不同。
黄克功希望尽快确定关系，甚至多次提出结婚。刘茜却认为，彼此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不能因为一时感情便匆忙作出决定。她在信中表达过类似意思，希望黄克功尊重她的选择，不要把爱情变成压力。
黄克功没有真正接受这份拒绝。
他长期在军营中生活，习惯了服从、命令和迅速解决问题。可感情不是战场，不能靠强硬态度取得结果。刘茜与其他同学正常交往，也让黄克功产生猜疑。他不断追问，反复纠缠，双方关系由亲近转为紧张。
1937年10月5日前后的一天夜里，黄克功将刘茜约到延河附近谈话。两人争执后，黄克功拔出随身配枪，连续开枪，刘茜中弹身亡。枪声过后，延安很快展开调查。
保卫部门发现，黄克功的手枪刚刚使用过，军装上也有血迹。与此同时，陕北公学方面报告刘茜失踪，随后在延河边发现了她的遗体。证据彼此印证，黄克功最终承认了开枪事实。
消息传开后，延安震动很大。
这起案件不只是个人犯罪。黄克功是党员，是红军干部，还是抗大队干部；刘茜则是奔赴革命根据地求学的青年。一个掌握武器、拥有职务的干部，因为感情纠纷杀害女学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极坏影响。
案件如何处置，随即成为边区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有人念及黄克功的革命资历，认为他参加过多次战斗，身上有伤，应该留一条性命，让他到前线戴罪立功。也有人坚持，正因为他是干部和老红军，才更不能以功抵罪。倘若对他宽免，普通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又如何相信纪律？
当时的边区政权正在建立法制秩序。革命队伍不仅要打仗，也要处理土地、婚姻、治安和军纪等问题。若干部犯法可以凭战功脱身，纪律便会失去约束力，群众对新政权的信任也会受到损害。
经过审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黄克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现场，审判人员询问他的革命经历和负伤情况。黄克功没有否认罪行，也没有提出过多辩解，只承认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曾请求扛枪上战场，以战死的方式赎罪，但这一要求没有被接受。
“我是军人，希望死在战场上。”
这句话并没有改变判决。军人的归宿可以是战场，但杀人犯的责任不能由另一场战斗抵消。这个道理，当时的审判者必须讲清楚。
宣判后，黄克功被押往刑场。就在执行即将开始时，一名通信战士骑马赶到，送来毛泽东写给审判机关的信件。现场因此暂时停止执行，信件被当众宣读。
信中肯定了黄克功过去的革命历史，也明确表示，正因为他是党员、是多年的红军，更不能赦免。若对他网开一面，便无法教育党，无法教育红军，也无法教育革命者。信中还要求妥善安慰和救济刘茜的家属。
这封信没有推翻死刑。
它叫停的只是片刻的执行程序，而不是改变判决。毛泽东对这名旧部的惋惜是真实的，对革命纪律的坚持也同样明确。功劳、眼泪和个人感情，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与军纪之上。
信件读完后，黄克功再次被押走。有关记载显示，他在临刑前高呼革命口号，随后被执行死刑。
黄克功案之所以长期受到关注，不在于一个干部曾经有多少战功，而在于革命队伍第一次以如此公开、严厉的方式表明：无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只要触犯法律，便必须承担后果。对于正在艰苦环境中建立秩序的陕甘宁边区来说，这场审判本身，也是一堂沉重的纪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