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凯一共四次递交立法建议：三次聚焦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问题，一次专门为农民养老金保障发声。四份建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一个法律人基于专业认知，对法律边界、民生短板提出理性检视。这些文字，照见的，是法治理想主义者独有的困境，与不曾熄灭的追求。
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从来不是对抗秩序，而是守护秩序的根基——罪刑法定。
他深知，刑法的威严，不在于覆盖面有多宽泛，而在于边界足够清晰。当一个罪名标准模糊、弹性过大，人们就无法预判自身行为的后果，权利的安全感便无从谈起。
2023年8月，第一次建言，他与张文鹏等同行联名，呼吁厘清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边界，防止罪名泛化。随之而来的处罚，让同行噤声。
2025年7月，第二次建言，处罚期满，他独自再次提交同主题建议，昔日并肩的伙伴，已经落入这个罪名之中。
2026年10月20日，身陷取保状态的他，第三次建言，依旧直面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难题。
除了三次围绕刑法罪名的建言，他还有第四次立法建议，望向广袤乡村，为亿万农村老人呼吁，希望农民养老金制度得到完善，让底层百姓的晚年多一份安稳兜底。
一边是刑事权力的边界约束，一边是普通人的民生保障。四份建言，同出于一份朴素的法治愿景：公权力有边界，普通人的权利有保障。
可这份理想，迎面撞上了沉重的现实困境。
最具张力的困境，莫过于此：一个持续呼吁审视寻衅滋事罪适用边界的律师，最终自己也落入这个罪名的漩涡之中。
他想要修补的漏洞，成了落在自己身上的风雨。他本是制度的建言者、建设者，在一部分人的视角里，却变成了制造麻烦的人。理想和现实，在这里形成刺眼的对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局，是所有选择直面制度瑕疵、坚持理性发声的法治理想者，共同要承受的重压。
很多人说，理想主义不合时宜。
但法治本身，就离不开理想主义。法律条文是冰冷的文字，法治精神，是靠着一批愿意仰望公平、敢于指出瑕疵的人，一点点托起来的。批评法条运行中的偏差，不等于否定法律；指出制度存在的漏洞，恰恰是希望法律走得更稳、更公正。
他没有因为代价而封口。即便处境艰难，四份建议，是他一步一步留下的印记。
这份执着，无关逞勇，源于一个法律人内心的信仰：建言监督本就是法治框架内允许的行为。沉默容易，发声很难；明哲保身简单，守住初心要付出巨大代价。
于凯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法治理想主义，从来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浪漫幻想。
它一边怀抱着对良法善治的向往，一边要直面不被理解、承受风险的困境。
时代需要务实的执行者，也需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或许艰难，却在提醒我们法治本来的方向：良法当明确，权利当安稳，每一个人，都应当在清晰的规则之下，免于不确定的恐惧。
他在困境里坚持的，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期待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