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节前后，山东滨海根据地一处营地，天还没亮，值班电话突然响起。旅部值班员急问：“你们营的人呢？”接电话的干部跑出驻地，眼前只剩几堆未燃尽的灰烬，原本准备出操的队伍竟然少了一大片。
那是抗战最艰难的阶段之一。日军在山东频繁发动扫荡，封锁线不断收紧，根据地粮食、药品和弹药都很紧张。部队往往白天转移，夜里宿营，战士们穿着打补丁的棉衣，靠炒面和少量杂粮充饥。偏偏在这样的关头，一名营长带着全营擅自离队，影响远不只是少了几百名士兵。
旅部很快判断，队伍不会走得太远。大雪封路，人员又多，沿途留下的脚印十分明显。周赤萍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怒，当即要求追查，并严肃表示：“军令不能当儿戏，先把人找回来再说。”
追击队冒雪出发。带队干部原本与这名营长相识，知道他参加过反扫荡，也打过硬仗，怎么突然做出这种决定，始终想不明白。直到在河岸附近发现那支队伍，事情才露出另一层原因。
许多士兵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逃跑。他们听到的说法是，旅部已经批准回乡过年，年后再归队。队伍中不少人来自附近村庄，家属就在几十里外，听见能够返乡，自然觉得是好事。有人提出疑问，也被一句“这是营里的命令”压了回去。
追击干部当场喊话：“旅部没有下达放假命令，立即返回驻地！”人群顿时乱了。有人说营长不会骗他们，有人担心回去后受到严惩，还有人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带进了严重的纪律问题中。
混乱之中，营长带着身边人员离开队伍，钻进了河岸一带的树林。大部分士兵被带回营地，但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有人低声抱怨，说自己只是听命行事；有人担心被当成叛逃分子，甚至在夜间再次试图离开。
军心一旦出现裂缝，单靠口头命令很难立刻恢复。周赤萍主张严厉处置，认为必须迅速树立军纪，否则人人都拿“营长命令”当挡箭牌，部队很可能继续松动。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战场上若命令可以随意曲解，后果往往比一次脱队更加严重。
但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眼前这些士兵并非全部出于叛逃动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确实受到了欺骗。若不分情由地重罚，容易让本来犹豫的人彻底失去归属感。处罚营长是一个问题，如何把普通士兵重新凝聚起来，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场争论没有停留在纸面上。旅部随后召集士兵说明情况，把旅部从未批准回乡的事实讲清楚，也让干部逐一解释军令传达的程序。有人当场问：“我们跟着营长走，也要按叛逃处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动组织和带头离队者必须追究，受骗后返回、愿意接受教育整顿的士兵，则要区别对待。
这句话很关键。它把责任划出了界线，也给普通战士留下了回头的余地。几名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被请来发言，他们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只说自己在反扫荡中如何依靠部队活下来，又怎样看待眼前这场风波。营教导员和战士同吃粗粮，逐个询问家乡和家庭情况，营地里的紧张气氛才慢慢缓和。
有意思的是，整顿并没有止于谈话。旅部重新规定，涉及调动、放假、转移等重要事项，必须由正式渠道传达，不能只凭个人口头宣布。各级干部要确认命令来源，士兵也有权询问具体依据。这个补丁看似细小，却堵住了个人借军令行事的漏洞。
随后，跟随离队但已经返回的士兵接受甄别和教育，表现稳定者继续留队，立功机会不因一次受骗而全部取消；带头组织离队、携带公文器材并逃避追捕的营长，则被列为重点追查对象。这样的处理，既维护了军纪，也避免把整营士兵一股脑推到对立面。
数月后，涉事营长在地方抗日武装协助下被捕。审理中，他承认自己对部队前途产生动摇，又借“回乡过年”的说法带队离开。个人畏惧、对困难的误判，加上利用职权欺骗部属，最终使这场脱队事件从个人动摇演变成了集体混乱。按照当时军纪和有关程序，他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这起事件留下的教训并不只是“逃跑要严惩”。在敌后作战环境中，部队既要有铁的纪律，也要让战士明白命令从哪里来、错误怎样改、留下来还能不能继续战斗。周赤萍当时的震怒，针对的是动摇军心的行为；后来收回简单处置的冲动，则说明整肃军纪不能只靠枪口，军令、政治工作和责任区分必须同时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