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上海一处普通住宅内，许广平正陪着儿子周海婴休息。夜色沉沉，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砸门声。她还没来得及整理衣物，几名日本宪兵便强行闯入，屋里的平静顷刻被打破。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进门便翻找书柜、抽屉和箱子。鲁迅生前留下的日记、手稿以及尚未刊出的文章，很快被摊在桌上。许广平明白，对方真正要找的并不只是纸张，而是这些文字背后的人和事。
鲁迅已经去世五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许广平亲眼见证了丈夫生命的最后时刻。此后，她一边照料儿子，一边整理鲁迅遗留下来的作品。那些稿件并非简单的纸片，许多内容关系到鲁迅一生的思想轨迹，也凝结着他对黑暗现实的批判。
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局势日益险恶。有人劝许广平尽快离开，带着孩子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去。这个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可她迟迟没有动身。
原因很现实。鲁迅留下的书稿数量很大，仓促转移，难免散失；周海婴年幼，又患有哮喘，长途奔波很可能加重病情。对许广平而言，离开并不只是换一个住处，还意味着可能放弃丈夫留下的文化遗产。
她选择留下。
在那段时间里，许广平继续整理鲁迅作品，也通过文章表达对抗战的支持。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危险，相反，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有多敏感：鲁迅的遗孀、作品的保管者，同时又与不少进步人士保持联系。
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对鲁迅始终抱有复杂态度。一方面，他们忌惮鲁迅作品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试图从许广平这里摸清上海文化界和抗日力量的情况。许广平在他们眼中，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
那天夜里，宪兵将她带走时，周海婴还在屋里。她来不及收拾太多东西，只能急忙叮嘱儿子：“按时吃药，天亮以后去找阿姨。”这句话很短，却包含着一个母亲当时最大的牵挂。
门被关上，母子二人就此分开。
许广平后来回忆，被带走后，她先被关进一处拥挤、潮湿的牢房。狭小的空间里挤着许多人，空气污浊，伤病者随处可见。对一个长期体弱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是折磨。
审讯很快开始。对方试图用诱骗、威胁等方式，让她说出熟悉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工作人员姓名。许广平没有顺从。她知道，一旦开口，牵连的就不只是个人，而可能是许多家庭和正在从事抗战工作的人。
“只要我不知道，就不会说。”她没有留下这句豪言壮语式的话，但她用沉默作出了回答。
沉默激怒了审讯者。根据许广平后来的叙述，她遭到扇打、踢踹和其他刑讯，身体多处受伤。再次回到牢房时，她脸部肿胀，嘴角带血，身上布满青紫。狱友见她伤势严重，纷纷关切，她却只是说：“还能撑住。”
这不是轻描淡写。刑讯留下的痛苦，远超过当时能够描述的程度。此后审讯手段进一步加重，鞭打和电刑都曾被用于逼供。电流造成的伤害尤其严重，后来长期影响了她的身体状况。
然而，日军始终没有得到想要的名单和情报。
从被捕到获释，许广平被关押了76天。上海地下组织一直设法营救，社会各界也在想办法疏通。鲁迅生前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营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方努力，许广平最终获释，走出囚禁她多日的地方。
获释时，她已经形容憔悴，身体虚弱，行动也不如从前。可她最先牵挂的仍是儿子和那些未能带走的文稿。那批稿件后来得以保存，鲁迅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也没有因此中断。
这段经历没有让许广平退到幕后。身体稍有恢复后，她继续参加抗战时期的社会工作，为前线筹集药品、衣物等物资，并撰写文章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她所做的事情并不轰轰烈烈，却与上海许多普通人的坚持连在一起。
作为鲁迅的伴侣，她保护了丈夫的文字；作为一个身处战乱中的中国人，她又承担了自己的选择。她没有因为遭受刑讯便改变立场，也没有用鲁迅夫人的身份替自己寻求特殊庇护。
1968年，许广平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她的一生与鲁迅的名字紧密相连，却不能只用“鲁迅夫人”四个字概括。那76天的囚禁，是她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也是她在沉默、伤痛与威胁面前守住底线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