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外，24岁的王孝和戴着沉重脚镣，被敌人押向刑场。一路上，他没有低头，反而高声喊道：“特刑庭乱杀人！”这句话，穿过街巷，也刺破了反动当局企图掩盖真相的安排。
行刑前，法警端来一碗掺有麻醉药物的白酒，想让他失去反抗能力。王孝和看了一眼，抬手将酒碗推开。对方逼问，他不作屈服；敌人威胁，他始终沉默。那一刻，他已经明白，自己很难活着走出监狱。
恰在此时，《新闻报》记者马庚获准接近现场，按下了相机快门。照片中的王孝和神情平静，面容略显疲惫，却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那不是摆拍，也不是刻意装出的镇定，而是一名地下党员在生死关头留下的真实状态。
照片刊出后，上海民众迅速得知了这起案件。王孝和究竟是谁？敌人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答案并不复杂：他是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工人，也是坚持秘密斗争的共产党员。
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时期进入励志英文专科学校求学。1930年代后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1943年，他进入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担任抄表员，表面上与普通职工无异，实际上承担着联络、传递消息等任务。
发电厂关系城市供电，也处在敌人严密监视之下。这样的岗位看似平常，风险却不小。王孝和必须把身份隐藏在每天的抄表、交接和往来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牵连同志。
万一和同在发电厂工作，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他曾亲自上门劝说王孝和，许诺金钱、住房，甚至官职，话说得很直白：“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孝和没有接受，只回答了一句：“这些东西买不到我的信仰。”
这次劝降失败后，敌人便把他列为重点目标。原本组织曾有机会安排他撤离，但撤退信号没有及时送达，王孝和最终被捕。审讯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却没有供出任何同志。
他的家庭同样承受着巨大压力。1946年，王孝和与忻玉英结婚。两人小时候曾有婚约，真正相见后，才逐渐建立感情。婚后，他们有了女儿佩琴。王孝和被捕时，忻玉英已经怀有身孕。
被带走前，他曾对妻子交代，如果自己回不来，希望她趁年轻重新寻找生活。话听起来冷静，背后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牵挂。1948年，王孝和遇害后不久，忻玉英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佩民，以此记住父亲未能见面的孩子。
王孝和遇害后，万一和警备队长洛鹏被视为主要凶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两人相继落网，经审查被确认参与策划、实施了这起案件。消息传出，群众以为杀害烈士的罪魁已经受到惩处。
有意思的是，案件并没有因此完全结束。1950年开展清理反革命罪行工作后，上海公安机关接收并整理旧警察机关档案，一封由季秉权写给上级的“揭发”材料进入了侦查人员视线。
材料显示，季秉权曾向敌特机关报告王孝和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个细节十分关键。它说明，王孝和的暴露并非偶然，也不只是万一和洛鹏两人的单独行动，背后还有人主动提供线索、推动抓捕。
季秉权原籍江苏盐城，出身地主家庭，曾就读上海政法大学，后来因经商亏损，于1946年考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同年年底，他进入杨树浦警察分局，凭借办理案件的机会，从普通誊写人员升任司法股长。
侦查并不顺利。上海刚刚解放，人口流动复杂，季秉权早已离开原住处。办案人员走访旧警察、核查户口卡，又根据档案寻找其亲属和旧日关系，却多次扑空。
1951年2月，上海公安机关发布拘捕季秉权的通告。群众提供的线索逐渐汇集起来，他的藏身范围不断缩小。后来，侦查人员得知他在一处牌局中出现，随即赶到，将这个长期躲藏的嫌疑人抓获。
1951年6月，季秉权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至此，直接参与王孝和案的主要人员相继伏法。那张刑场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年轻人的临终身影，也成为案件追查过程中最早被广泛看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