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6日，湖北麻城高山铺一带，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正盯着地图上那条通往大别山腹地的道路。敌军整编第四十师正在靠近，而刘邓大军刚刚完成千里跃进，部队疲惫，粮弹补给也不充足。
这不是一块适合仓促决战的地方。
刘伯承的顾虑，并非胆怯。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既要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又要迅速建立根据地。连续行军使部队十分疲劳，许多官兵脚上带伤，重武器运输也受到山路和天气影响。
更麻烦的是，部队对当地地形还不熟。敌军整编第四十师却长期在这一带活动，熟悉道路、村落和山势。贸然迎战，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敌人反过来包围。
当时的作战会议上，有人提出暂避锋芒，等部队完成休整后再寻找机会。这个判断很稳妥，也符合常规作战逻辑。可杨勇没有同意。
“这一仗必须打。”
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能刚到这里就被敌人压着走。若让整编第四十师顺利通过，不仅会威胁指挥机关，也会影响部队在当地的立足。
有意思的是，杨勇并不是只凭一股血气硬拼。他坚持作战的前提，是把敌人的兵力切开，诱使其孤军深入，再利用山地完成合围。
刘伯承没有简单否定这个方案，而是要求各纵队迅速靠拢，摸清敌情，争取在敌军发现之前布置好阵地。指挥权交给杨勇，既是支持，也是把战场判断的责任压在了前线指挥员肩上。
杨勇的部署很有针对性。第一纵队担任正面牵制，其他部队分别向两翼运动，另一部兵力则设法切断敌军退路。各部队不能过早暴露，更不能与敌人纠缠，否则敌军一旦收缩，包围圈就会失去作用。
关键的一步，是“引”。
第一纵队派出部队伪装成地方游击力量，故意在敌军面前表现出兵力不多、抵抗不强的样子。部队边打边退，既不能退得太快，也不能真的被敌军咬住。这个分寸极难掌握，退早了，敌人不追；退晚了，诱敌部队自身就会陷入危险。
整编第四十师果然上钩。它以为眼前只是零散部队，便沿着道路向高山铺方向推进。敌军没有等所有部队完成协同，就把先头力量压了上来。看起来气势不小，实际上队形已经逐渐拉长，前后之间出现了空隙。
这正是杨勇等待的时机。
当敌军进入预定区域后，担任诱敌任务的部队突然与主力会合，山地两侧同时响起枪炮声。敌军这才发现，原本以为可以轻易吃掉的部队，已经变成了四面合拢的包围圈。
整编第四十师急忙派兵侦察，并试图抢占附近高地。可是侦察部队刚一行动，就遭到猛烈打击。敌师部很快意识到情况不对，接连向友邻部队求援，但由于各部之间缺乏有效配合，援兵迟迟没有形成合力。
战场上的机会往往只有一瞬间。杨勇抓住的，正是敌人彼此观望、各自保存实力的空当。
敌军随后组织突围，企图从后方撕开缺口。可是那里早有部队设防，退路已经被截断。夜幕降临后，包围圈仍在收紧，敌军依靠火力和工事勉强支撑，却无法恢复指挥和联络。
杨勇在部署次日攻击时说：“大别山的第一仗，必须打出声势。”
这句话并不是为了鼓舞士气那么简单。刘邓大军刚进入新区，能否站稳脚跟，取决于周边敌军是否敢于继续逼近。高山铺一战的目标，既是歼灭眼前敌人，也是迫使对手重新估量这支远道而来的部队。
10月27日清晨，解放军发起总攻。各部队从多个方向压缩阵地，并将敌军队形截成几段。战斗最激烈时，第一纵队向敌师部所在位置猛攻，敌军失去统一指挥后，抵抗迅速瓦解。
战后统计，解放军伤亡约800人，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其中包括整编第四十师的大部。这个数字背后，当然不是所谓“轻松取胜”，而是侦察、诱敌、穿插和合围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伯承起初担心的，是部队在疲惫、陌生地形和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承受过大风险；杨勇坚持的，则是不能把主动权拱手让人。两种判断并不矛盾，一个负责看全局，一个负责抓战机。
高山铺的胜负，决定于杨勇敢打，更决定于他知道怎样去打。只有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