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5日，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摄影家沙飞办理出院手续。就在这一天，他突然拔枪，击中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医生经抢救无效去世，沙飞随即被控制。这声枪响，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也让一位抗战摄影先驱走向刑场。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于广州。青年时期，他在汕头电台任报务员，收入稳定，却没有把人生困在一份安稳工作里。他爱读鲁迅，也爱拿相机观察社会，镜头常常对准乞丐、车夫和码头工人。
那些照片并不华丽，却带着明显的现实关切。沙飞想用影像记录普通人的困苦，让被遮蔽的事实留下证据。1936年，他在上海接触到鲁迅，并为鲁迅拍摄了多组照片。鲁迅逝世后，沙飞还拍下了先生遗容，这些影像后来成为研究鲁迅生平的重要资料。
鲁迅的去世，对沙飞打击很大。葬礼期间，社会上流传着“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说法。这个传闻并无可靠依据，却在沙飞心里留下了极深的阴影。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不断加重，个人情绪也逐渐与时代创伤纠缠在一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沙飞放弃原有生活，携带相机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八路军中从事战地摄影，记录平型关大捷后的部队生活，也拍摄根据地军民作战、生产和救护的场景。聂荣臻当时主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沙飞的工作给予了支持。
沙飞拍摄的照片，和口号式宣传不同。战士脸上的疲惫、百姓躲避炮火的身影、战地医院里的救治，都被他保存在胶片上。他还参与筹办《晋察冀画报》，培养摄影和宣传人员。那时条件极其艰苦，器材、药品和印刷材料都十分紧缺，画报能够出版，本身就是一件难事。
长期奔波和昼夜工作，使沙飞患上肺结核。到1948年，他病情恶化，出现严重咳血，只得住进医院治疗。经过一年多的医治，身体状况有所恢复。为他主治的津泽胜来自日本，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反战人士，曾参加反战组织，并在中国从事医疗工作。
有意思的是，真正致命的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沙飞长期积压的恐惧和偏见。津泽胜为他检查身体、安排治疗，在沙飞眼中却被错误解释成了“监视”和“加害”。他曾对身边人说：“他是日本特务。”这不是事实，却反映出其精神状态已经出现异常。
案件发生后，聂荣臻没有只凭一时判断处理，而是要求调查沙飞作案时的精神状况。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专门鉴定手段有限，调查没有认定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津泽胜被杀的事实明确，沙飞最终被判处死刑。
1950年2月24日，判决执行。沙飞38岁。聂荣臻在判决文件上签字时，承受的并不只是处理一桩案件的压力，还包括对老部下的惋惜，以及对津泽胜家属和医疗人员的责任。
多年以后，沙飞家属始终认为，他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无故杀害救命医生。1986年，相关部门重新关注这起案件。家人持续走访，寻找证人和材料，精神医学机构经过复查，认定沙飞案发时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原判因此得到纠正。
2004年，沙飞的女儿王雁拜访聂荣臻的女儿聂力，邀请她参加沙飞塑像揭幕仪式。谈到当年案件时，聂力问：“最后是谁签字决定的？”王雁脱口而出：“是你爸爸同意签的字。”
话说出口，两人都沉默了。对聂力而言，那是父亲一生中难以回避的一次签字；对王雁而言，则是父亲迟到多年的平反。两位老人相拥而泣，相关往事也在这场迟来的相见中重新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