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包丽案：男友嫌她不是处女，长时间辱骂女方致其自杀，6年后又迎来新进展
磊子讲史
2026-10-24 15:53·河北
本文主要事实来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2023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反家暴典型案例通报、2026年10月23日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南方周末《"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2019年12月）；人民网、新华社、央广网、法治日报、财新、时代周报、澎湃新闻等公开报道。文中被害人除已公开报道者外，沿用化名。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19年冬天，一篇报道把无数人钉在了手机屏幕上。
报道的主角叫包丽，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她在这一年的10月9日，独自走进一家宾馆，吞下了网购的药物。
送医之后，医生宣布脑死亡。
半年多以后，2020年4月11日，她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二十四岁。
把她一步步逼到那间宾馆房间的，不是别人，是她曾经深爱、也爱了她很久的男朋友——同校的牟林翰。
南方周末把两个人几年的微信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公之于众。
那里面没有一句像样的情话，翻来覆去，是男生对女生没完没了的质问、辱骂、贬损和索取。
一个考上北大、意气风发的女学生，在那些记录里，被磨成了一个不断认错、不断谢罪、觉得自己"是一块垃圾"的人。
这篇报道出来的时候，整个互联网都在问同一个词：PUA。
那一年，市面上教人精神控制的培训班正疯长，包丽案把藏在亲密关系里那套不见血的暴力，第一次赤裸裸地摊在公众面前。
让无数读者后背发凉的，不只是那些极端要求，还有一个反差：受害者和施暴者，都是顶尖学府的高材生。
一个是法学院的，一个是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学生会部长，一个学生会副主席。
按理说，这是最懂得保护自己、最懂得分辨是非的一群人。
可正是这样一个姑娘，被一段感情一点点榨干了。
公众从这个案子里看到的恐惧是：连北大的女生都挡不住这种精神操控，换作普通人，又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全身而退。
案子后来走完了全部司法程序，牟林翰被判了刑，刑期三年两个月。
多数人以为，这一页就此翻了过去。
判决落地之后的这几年，包丽这个名字确实慢慢从热搜上退了下来。
年轻人换了新的话题，社交媒体刷过一茬又一茬。
可法律这边，这桩案子并没有真正合上卷宗。
它先是被收进了国家的案例库，后来又被最高人民法院拎出来，当成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反复讲。
可六年之后，这桩早已尘埃落定的旧案，又一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摆上了新闻发布台。
那些当年在不公开法庭里发生、从未对外人讲过的细节，正在一页一页被重新打开。
【一】学生会里的上下级，成了校园情侣
包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学生，山东人。
她长相清秀，成绩拔尖，进了北大之后继续往前走，做到了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还在筹备竞选下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团。
在老师和同学眼里，这是一个能干、利索、前途清晰的姑娘。
从山东考进北大法学院，本身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
那几年她的人生像一条铺好的路，毕业后要么进律所做律师，要么考公，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
熟悉她的人都说，这姑娘打小就懂事、好强。
家里供她读到北大，父母把往后的指望都放在了她身上。
她自己也争气，学生工作、学业两头都没落下。
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她本该成为法庭上那个据理力争的律师，或者体制里那个稳妥可靠的年轻干部。
没有人会把这样一个姑娘，和"被精神控制到走上绝路"这种事联系到一起。
牟林翰比她高一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学生，校学生会分管文艺部的副主席。
从工作关系上说，他算是包丽的分管领导。
两个人借着学生会的活动常来常往，2017年就熟了。
2018年，包丽在筹备竞选主席团的那段日子里，两人的关系从工作搭档，慢慢变成了恋人。
这一年8月，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对再般配不过的校园情侣。
一个是法学院的才女，一个是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干部，能说会道，履历光鲜。
恋爱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和所有普通情侣没有两样。
两个人约着一起自习，讨论今天吃什么，在微信上发表情包斗嘴。
按照后来公开的聊天记录，201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话框里是那些再日常不过的内容：约自习、问吃饭、互相发着可爱的表情。
没有辱骂，没有审问，看起来就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校园恋人。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两人当时的位置。
牟林翰是分管文艺部的副主席，包丽是文艺部的部长，工作上他是她的上级。
这种职权上的高低，放在恋爱关系里，本来应该随着感情的平等而淡化。
可后来的事情证明，他并没有把这种权力感收起来，反而在争吵中，把那种居高临下、对方必须听自己的姿态，带进了两人的私下相处。
2018年9月16日起，他们开始在北京某学生公寓共同居住，后来又轮流住到牟林翰家和包丽家。
2019年1月到2月，两个人先后去了广东和山东，分别拜见了双方父母。
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说话，谈的都是往后过日子的安排。
在长辈眼里，这门亲事已经认了一半。
牟林翰家在广东，包丽家在山东，这两趟跨省的见面，在当时被两边都视作关系落地的标志。
也就是在见完双方父母、关系看起来最稳的那段时间，这段感情底下那道裂缝，开始一寸一寸地变宽。
包丽后来跟身边人提过一句，说跟牟林翰在一起以后，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小到眼里到末了只剩下他一个人。
当时这话被当成情侣间的腻歪，谁也没往心里去。
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原本独立、能干的姑娘，正在亲密关系里一点点交出自己的社交圈、判断力和自尊。
回头看，这段关系的起点越高，后面的坠落就越让人措手不及。
两边家长都见了，日子都开始一起过了，在外人眼里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一对。
谁也不会把"见家长"和"家暴"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恰恰是这种"我们都要结婚了"的稳定感，让包丽在后来的每一次争吵里，更难下定决心离开——她已经为这段关系投入了太多，见家长、同居、规划未来，沉没成本堆得越高，抽身就越难。
【二】一句"你不是处女"，把恋爱拧成了审讯
转变发生在2019年1月。
导火索，是包丽过往的感情经历。
牟林翰开始反复追问她以前谈过几个男朋友、亲密到哪一步，要求她把每一个细节都讲出来。
包丽起初解释、辩解，他不接受；她把话说清楚了，他又翻出来重新问。
一来二去，从正常的争执，变成了单方面的审讯。
这种追问没有止境。
她讲完一个细节，他不满意，要她再讲一遍；她道完歉，他又能从旧话里挑出新的茬儿。
一个人被反复放在显微镜底下审视，连过去再正常不过的恋爱，都被他说成了见不得人的事。
到后来，包丽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错在哪儿，只知道不管怎么做，都达不到他的标准。
这种"永远做不对"的疲惫感，比骂本身更磨人。
他把包丽有过性经历这件事，说成是她对自己的亏欠。
他认定她"不干净"，认定她对不起自己。
这种念头一旦扎根，就再也拔不掉。
按照法院后来查明的事实，从2019年1月起，牟林翰因纠结包丽以往性经历一事心生不满，多次追问细节，与她频繁争吵，对她实施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的辱骂。
这套逻辑最伤人的地方，在于它把一个成年女性正常的情感经历，扭曲成了一桩需要用一辈子去赎罪的污点。
包丽原本对自己的过去并没有什么负罪感，是在一遍又一遍的质问和羞辱里，慢慢真的觉得自己"配不上"、"欠了他的"。
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本不该由另一个人用贞操这把尺子来称量。
可在那段关系里，这把尺子被他死死攥着，量一次，她的自尊就矮下去一截。
那些被南方周末公开的聊天记录里，除了辱骂，还有一系列远远超出普通情侣争执边界的要求。
他要求包丽管自己叫"主人"。
他要求她在身上纹下"牟林翰的狗"几个字，并且把纹身的整个过程录制下来。
他要求她拍摄裸照和亲密视频"留作惩罚"，放出话来，她要是不听话，这些东西就发到网上。
他还提出过，让她先怀孕、再去打胎，把病历单留下来给他看；更极端的时候，他甚至提到过让她去做绝育手术。
称呼上的错位，最让人难以接受。
他让包丽喊他"妈妈"。
这个本来属于拥抱、属于热汤、属于"别怕有我在"的称呼，被他改造成了一个审判席。
包丽每喊一声"妈妈"，说出口的都是认罪和谢罪。
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最亲密的关系里，被要求把自己放在"罪人"和"狗"的位置上，把对方放在"主人"和"审判者"的位置上。
这种角色设定一旦被接受，后续的一切索取就都顺理成章了——既然我是狗，那主人要什么我都该给；既然我欠了他，那我做什么赎罪都不为过。
包丽后来在那些要求面前不再强烈反抗，倒不是她认同，是那套自我贬低的叙事，已经被他日复一日地灌进了她的脑子里。
这种折磨不是一次爆发完的，而是循环往复。
吵过、骂过、逼她认完错，他又会忽然软下来，说几句软话，许诺以后好好过。
包丽心软，一次次选择原谅。
可和好没几天，旧账又被翻出来，新一轮的贬损接着开始。
南方周末的记者梳理那些记录时发现，有一次两个人在微信上纠缠了三个多小时。
包丽明明说出过"不想经历一个悲惨的人生""对我们的未来从期待变成了害怕"这样清醒的话，到末了，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这段关系里。
这种模式后来被社会上称作PUA。
它靠的不是暴力，是日复一日的否定和打压，让人一步步怀疑自己、依附对方。
学历、聪明，在这套逻辑面前并不设防——它击打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脑子，而是她心里那块最想被爱、最想被认可的地方。
把那些要求摆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把包丽身上最该自己攥着不放的东西，一样一样要走。
贞操观被拿来反复审判，身体被要求留下裸照和视频，子宫被要求先怀孕再流产，连皮肤上都要刻下"是他的狗"这样的字样。
牟林翰要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东西，他要的是把这个人拆解、重新组装成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对象。
当一个人连"我是谁"都被改写了，她就很难再站起来反抗了。
包丽的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
起初她还会争辩、会解释。
慢慢地，她开始道歉，一遍不够就十遍，十遍不够就几十遍。
再往后，她在微信里对朋友说，自己以前从不后悔做过的事，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
一个正在往律师方向走的法学院学生，被一段感情磨到连过去正常的恋爱都当成罪过。
这种转变，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生的，是被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质问，一句一句磨出来的。
【三】割腕、吞药，一张下过病危通知的处方
2019年6月13日，两个人又吵了一架。
吵完之后，包丽割了腕。
这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发出警报。
刀刃划下去的那一刻，她大概是希望对方能看见，再逼下去是会出人命的。
一个还在上学的姑娘，要走到割腕这一步，心里得积压多少绝望。
在此之前，她不是没试过沟通、试过解释、试过争辩。
每一种方式都试过了，都没用，她才把刀子对准了自己。
可这一刀下去，在牟林翰那边并没有换来应有的警醒。
法院后来查明，这次割腕之后，他对她的辱骂仍在继续。
事情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整个2019年上半年到秋天，牟林翰的辱骂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他还对包丽说过那种话，让她去"打胎"，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心里的平衡。
8月30日，又一场争吵之后，包丽吞食了药物。
牟林翰把她送到医院，经过洗胃等抢救措施，医院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
病危通知书这张纸，分量有多重，住过院的人都清楚。
医院把这张纸交到家属手上，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人随时可能没了。
包丽这一次是真的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按说到这一步，任何一个还在乎对方的人，都该惊出一身冷汗，把那些争吵和辱骂停一停了。
可牟林翰没有。
法院后来查明，在此之后，他对包丽的指责、辱骂并没有真正停止。
从8月30日洗胃抢救，到10月9日那个中午，中间只隔了四十天。
这四十天里，一个刚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人，本应该被好好照顾、静养。
可按照法院认定的事实，这期间的辱骂和指责仍在继续。
一个人刚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迎接她的不是安慰，而是照旧的贬损。
这段日子里包丽的精神状态，已经差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从她后来那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里，就能读出来。
按照常理，一个人亲眼看着恋人割过腕、吞过药、被下过病危通知，应当清楚地知道对方已经站在悬崖边上。
法院在判决里认定，牟林翰作为包丽精神状态极度脆弱的制造者，在她已经出现割腕自残、服药洗胃并被下发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完全能够认识到她处在生命的高风险状态。
他本应停止辱骂、寻求帮助、把人从危险里拉回来。
他没有。
他选择继续指责、继续辱骂。
法院后来用八个字概括这段关系：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
这八个字听着温和，背后是一个姑娘把自己的判断、自尊和命门，一点点交到了另一个人手里。
身边的朋友其实察觉到了变化。
包丽说话开始吞吞吐吐，三句话不离"他怎么说"，手机看得很紧，旁人多问一句，她就反过来替对方解释。
朋友们劝过，她嘴上答应，转头又回到那段关系里去。
这种状态有个最难被外人拉回来的地方。
被精神控制的人不是不知道苦，而是被反复洗脑后，觉得那些苦是自己活该受的。
她会替施暴者找理由，会把对方的暴怒归结为自己不够好，会在朋友劝她离开的时候反过来替对方说话。
朋友们看着她一天天往下滑，却插不进手。
从6月13日割腕，到8月30日吞药洗胃，再到10月9日那一次，中间隔着的日子并不长。
三次极端行为，一次比一次重。
按照法院后来查明的时间线，2019年1月到9月这大半年里，牟林翰对包丽的指责、谩骂、侮辱几乎没有停过。
一个人在这种强度的精神压力下撑了九个月，到末了做出那个决定，在事后看，早已不是毫无征兆的突然。
【四】2019年10月9日：那间宾馆，那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
2019年10月9日中午，在牟林翰家中，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这一次，包丽又遭到了他的辱骂。
没有人知道中午那场争吵具体说了些什么。
门是关着的，窗外是北京秋天平常的一个中午，校园里人来人往，没有任何人听见这间屋子里的动静。
这大半年里，这样的争吵发生过太多次，多到包丽身边的人都快习惯了。
每一次她都掉着眼泪原谅，每一次又都在几天之后迎来下一轮。
这一天，和此前无数个争吵的中午，表面上没有任何不同。
一样的房间，一样的对话，一样的辱骂。
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那个挨骂的人没有再像从前那样留在原地等着下一次和好。
下午三点十七分左右，包丽一个人出了门。
她没有回宿舍，也没有联系任何朋友。
她独自走进一家宾馆，开了一个房间。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她在网上下单了药物。
从她中午走出那间屋子，到完成下单，中间有好几个钟头。
这几个钟头里，她没有像从前无数次那样回头求助，没有给任何一个朋友打电话，也没有给母亲发一条消息。
她一个人办完了所有事。
一个能把这一切安排得如此安静、如此有条理的人，心早就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过去大半年的每一次争吵里，被一点点磨穿了。
意识还清醒的那段时间，她给那个被自己喊作"妈妈"的人，发出了临了那几条信息。
根据后来公开的报道，那几句话的大意是：此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
发完之后，她吞下了药。
意识还没完全模糊的时候，她打开微博，编辑了一条只有自己可见的动态。
上面写着五个字：我命由天不由我。
这条微博她没有发给任何人看，设成了"仅自己可见"。
一个人在生命走到尽头时，想留一句话，却连这句话都不敢让别人看见。
她对世界已经不抱期待，也不再指望有人能懂。
这五个字，是她留给自己的、也是被那段关系压到末了仅剩的一点叹息。
从下午四点十九分到晚上十点半，牟林翰发现联系不上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寻找她。
晚上十点五十五分，包丽被送到医院抢救。
服药剂量过大，她的脑部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
医院宣布，脑死亡。
她在病床上躺了下去。
这一躺，就是将近半年。
2020年4月11日，包丽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的结论写得清楚：符合口服药物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一条人命，一场后来的审判，三年两个月的刑期，一份七十余万元的赔偿。
所有人都以为，这桩震动全国的校园悲剧，会随着她的离去、随着法院的一纸判决，慢慢沉底、慢慢被人淡忘。
可六年之后，当最高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台再次念起这个名字，那本早已封存的卷宗里，有几页当年无人留意的纸，正静静地等着被所有人重新翻开。
而那间从不公开的法庭里，一句连被告人都没有想到会成为判决关键的话，被念给了全国的听众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