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下旬，一位96岁的老人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她停止进食，也停止饮水，四天后安静地走完了余下的路。
她叫陈司寇，北京大学已故政治学家赵宝煦的夫人。走之前她只留给子女一句朴素的话，比起毫无尊严地拖延，她更愿意走得体面些。
陈司寇出生于1921年，家境并不宽裕。幼年时母亲因病离世，她从小寄居在亲戚家长大。
那个年代的女孩多半早早嫁人，她偏偏不愿被这样安排。
她把＂读书改命＂四个字记在心里，一边做工一边念书，硬是把成绩拼到了拔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她凭分数考进北京大学，成了那一代少见的女大学生。与她相伴一生的赵宝煦则出生于浙江一户清贫人家，家里原本供不起他读书。
彼时浙江省有一项鼓励教育的政策，每学年第一名可以免交学杂费。他便一路考第一，从小学念到大学，最后同样进了北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在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被迫南迁。学生们辗转长沙、昆明，一路组建起后来声名远播的西南联合大学。
陈司寇与赵宝煦的相遇，就是在这段颠沛的旅程中。两位年轻人在联大一同求学、一同吃苦，学业未竟，先定下了终身。
抗战胜利后他们相继北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安家。陈司寇进了中学课堂，一教就是几十年。
赵宝煦则留在北大，参与筹建北大政治学系，后被学界公认为新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2012年1月21日，赵宝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依据北京大学的公开讣告，赵宝煦1922年生于浙江杭州，曾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首任系主任，是国内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的重要推动者。
丈夫走后，三个子女先后提出接母亲同住。陈司寇一一婉拒，仍旧守在北大校内那套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
她的理由很简单，自己身体还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就不添麻烦。曾有年轻记者去她家做采访，本是为了写赵宝煦先生的生平，临走时顺口问了一句，您往后晚年打算怎么过。
她反问记者一句，要是老到不能自理，你会怎么办。记者答不上来。她接着把自己的两条打算说了出来。
第一条，尽力让自己少生病，让日子过得有点兴味。第二条，走的时候别拖累别人，也别让自己丢了体面。
为了第一条，她每天清晨六点起身，先活动筋骨，再出门买菜。她做饭、看报、泡茶、追电视剧，把日子排得满满当当。她常对人讲，老人心情好，小毛病也能少几桩。
关于第二条，她很早就对自己打过招呼。七十岁以后，她把生死看作自然规律，不再回避这个话题。身边有些老人攒了一辈子家当，等着往下传，她想得不同。
子女过生日，她照例给厚厚的红包。亲友手头紧，她二话不说搭把手。她说过，钱带不进棺材，倒不如趁人还在，让身边人多一点欢喜。
她也不太愿意让子女们频繁跑回来看她。她知道年轻人工作紧、压力大，硬要凑时间回家，反倒是负担。
55岁从中学退休以后，这位老人就这样独自把日子过了近四十年。
转折出现在2015年。陈司寇被确诊癌症。子女听到消息，立刻张罗着送她去手术。她却把这件事挡了回去。
她的说法很实在，九十多岁的身子未必扛得住手术的损耗，就算切除了肿瘤，也难保不冒出别的毛病。
她选择保守应对，放下肉食，一日三餐换成大量蔬菜，尤其是西兰花、香菜这些据说有益的品种。就这样，她与肿瘤共处了两年多。
到了2017年春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病情进入晚期。多种并发症陆续找上门来，子女只能排班守在身边，24小时轮流照看。
她心里清楚，自己一直想避免的那种＂被人围着照顾、起居不能自理＂的局面，正在逼近。
她把子女叫到跟前，把话说得很直。不要再做任何治疗，不要通知其他亲属，她想安安静静地走。
2017年10月17日，她主动停下了进食和饮水。子女再三劝她多少吃一点，她摇头不肯。
她留给孩子们的话很朴素。她说自己的难受只是几天，若硬撑着救她，孩子们心里的难受却要带上几十年。还有一句被后来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毫无尊严地苟延。
四天过后，这位96岁的老人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从停止进食到最终离开，整整四天。她以自己选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这件事后来被不少媒体关注，也被国内学者当作讨论＂善终＂议题的一个真实样本。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内对生命末期关怀的回应，这几年明显加快。
此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组织开展了多批安宁疗护试点，试点范围覆盖全国百余个市区，面向的正是像陈司寇这样处在生命末期的人群。
国家在这件事上的方向很明确，让每一位老人在生命的尽头仍能保有基本的尊严。
陈司寇的选择不是提倡，也不是模板。她只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心里有盘算的老人，替自己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
她年轻时靠自己做决定，老了也不想把这件事交给别人。正如她在采访中反复讲到的那样，体面地离开，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