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山西洪洞县韩略村外的公路边，八路军战士正在打扫战场。约13辆日军汽车全被打毁了，可缴获的东西越清点越不对劲：指挥刀堆了一百多把，枪却只有85支手枪、2挺歪把子。
刀比枪多，八路军的战场上极少见到这种事。更要紧的是，这一仗本来就不该打。出发前，刘伯承、邓小平交代得明明白白：去延安的路上，不可求战。
带队的王近山，偏偏打了。等军官证、军服标志一个个对上号，他才知道，自己违令端掉的，竟是一整个日军军官观察团。
先说王近山这个人。部队里都叫他“王疯子”。这外号不是骂人，是战友们服气。他少年参加红军，打起仗来总冲在最前面，负了重伤也不下火线，那股不要命的劲头，老战友提起来都摇头又佩服。
1943年秋，他是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着三八六旅旅长。中央要加强延安的防卫，点名调他去当新编第四旅旅长。老上级陈赓舍不得，最后还是顾全大局，放了人。
这一路有多难走？那年秋天，日军正对太岳区搞“铁滚扫荡”。王近山要带着约千余人，从日军的扫荡圈子里穿过去。人不能扎堆，只能扮成老百姓，一批一批往前挪。
刘伯承、邓小平的叮嘱，就卡在这里：路上不可求战，尽快、安全地把部队带到延安。
这话一点不多余。一千多人藏着走，靠的就是不露头。一开枪，等于告诉日军“我在这儿”，扫荡的兵马掉头一合，后面的路怎么走？这支队伍是去延安加强防卫的，要是半道上折了，谁也担不起。
部队走到韩略村附近，当地群众送来一个消息：日军的汽车隔三岔五从这儿过，从临汾开往根据地方向，下午再开回去。
韩略村在临汾通屯留的公路上，离临汾也就35公里左右。临汾是日军在晋南的大据点，驻着重兵。在这种地方设伏，等于蹲在人家家门口下套，枪声一响，援兵随时能扑过来。换个稳当的人听到这消息，多半是绕着走。
王近山还是动了心。他的账是这么算的：车队人不多，又是回程，警惕性低，这一仗有把握。部队走了这么远的路，一直憋着，不给鬼子一点颜色看看，士气要受影响。
决心一下，部署很细。一个营埋在公路两边，两个营留作预备队。抢占附近的制高点，把火力织成交叉。再分出人手盯住附近的日军据点，那边一有动静就堵住。哪里打、哪里守、哪里盯，一样都没落下。
说白了，王疯子胆子大，可这一仗他算得很细。他敢违这个令，是因为退路、援兵、火力，他一样一样都想到了。疯是疯在敢下决心，不是疯在乱来。阵势摆好了，就等车来。
那天上午，约13辆日军汽车开过韩略村，往根据地方向去了。埋伏的部队没有动，眼看着车队开远。要等的，是它下午往回走的那一趟。
下午，车队果然回来了。王近山亲自到公路边去看。一看，觉得不对头。车上坐的军官多，当兵的少，车厢里没装物资，怎么看都不像运输队。
更扎眼的是那股松快劲。车上的日军军官吃东西的吃东西，抽烟的抽烟，还有人在喝酒，像是在逛自家后院，压根没想过这条路上会出事。在他们眼里，临汾跟前这段公路早就是日本人的地盘。
这份松快，恰恰是最大的破绽。人一觉得安全，枪就不在手上，眼睛也不往两边山上看。
等车队整个钻进伏击圈，王近山下令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砸向公路，车头、车腰、车尾同时挨打。
最后面几辆车先起了火，正好把退路堵死。前面的车想冲，冲不出去。后面的车想退，退不回去。十几辆车挤在一条窄窄的公路上，进退都没了路。
日军回过神来，开始组织反击，架起机枪往山上打。八路军战士用手榴弹把机枪火力点端掉了。紧接着，王近山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往公路上冲。旅长冲在最前头，战士们跟着就上去了。“王疯子”这三个字，这一刻又兑现了一回。
前后大概三十分钟，约13辆汽车全部被打毁，车上约200名日军，除了少数几个侥幸逃掉，其余全被歼灭。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打扫战场以后。战史里记下的是：被打死的日军里，有少将1名，大佐6名，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几十名，当兵的反倒没几个。
大佐是什么分量？在日军里，这已经是能带一个联队的人物。一次伏击撞上6个，再加一个少将，换句话说，这约200人的车队，差不多是一车一车的长官。
八路军在敌后打了那么多伏击，平时能逮住一个大佐都算大功一件。这回是一口气一串。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高级军官，扎堆坐卡车跑到前线来干什么？
答案，先藏在那堆缴获里。指挥刀是日军军官的身份标志，当兵的扛枪，当官的挎刀。一百多把指挥刀，对上85支手枪和2挺歪把子，这个比例本身就在说话：这支队伍里，拿刀的人比拿枪的人多。
王近山由此断定，这伙日军不是运输队，也不是普通作战部队，而是一支专门由军官组成的特殊队伍。再把军官证和军服上的标志一一核对，底细就露出来了。后来多方情报一印证，事情彻底清楚。
这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往前线的军官观察团，日本人自己管它叫“见学团”。据《华北治安战》记载，由一名少将带队，团员是从华北方面军下面各个师团、旅团抽来的中高级军官。
他们来干什么？来看“铁滚扫荡”。所谓铁滚，就是好几路兵马从外围往里压，一层一层碾过去，想把八路军主力挤在一小块地方吃掉。观察团就是来实地观摩这一招、总结经验，带回各部队推广的。
结果经验没学成，这帮来取经的军官，自己成了八路军伏击战里的经典战例。他们原本是来看八路军怎么被碾碎的，最后倒在公路上的，是他们自己。
日方后来写战史，也没法回避这一仗。观察团在韩略村一带全军覆没，冈村宁次大为恼怒，专门追查韩略村据点为什么没能及时救援。
可他追查的时候，王近山早就不在那儿了。枪声一停，他就知道临汾的援兵很快会到，部队立刻撤离，继续往延安方向走。日军后来扑到太岳区报复，没找着这支部队的影子。来得快，打得狠，走得干净，这才是王近山敢违令的底气。
剩下一个悬着的问题：违了刘邓“不可求战”的令，王近山要挨什么处分？按常理说，军令在前，违了总得有个说法。
处分没来，嘉奖来了。彭德怀得知战果后，专门嘉奖了王近山。道理很实在：这一仗打掉了日军一大批高级军官，打完就撤，赴延安的任务一点没耽误。
王近山一路西行，把部队安全带到了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他，对他的勇敢果断给予了肯定。当初那条“不可求战”的嘱咐，图的是把人平平安安带到延安。王近山违了令，人还是平平安安带到了，顺手还把冈村宁次的观察团端在了半道上。事后才得知打的是谁，这份战果就更显得痛快。
那一百多把指挥刀，留在了韩略村的公路边。违令的王近山没有受罚，带着部队走进延安，就任新编第四旅旅长。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王近山传》.马瑛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