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磊看世界
最近看到不少这样的信息,一个非常基础的公务员职位,往往能吸引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报名考试争夺。这里面有社会性岗位减少,公务员薪资和前景极为稳定等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强的,这里面的强是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学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以至于中国的大学基本都在吃基础教育的红利。而大学跟基础教育的不同在于,大学是所有学生走向社会的最后一个承接点,也就是如果大学缺乏社会化这一环节,相当于大学教育只是在延续基础教育,并没有更好的让一个学生学会如何走向社会。
前一阵老刷到一个博主的视频,好像是哪个大学的前教授,一直在建议大学应该向社会开放校园,后来就刷不到了,有人说被封号了。如果仅仅是因为建议大学向社会开放校园,就被封号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应该,因为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的,至少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为什么说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缺乏社会化这一环节呢?这一环节为什么又如此重要呢?
其实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肯定有其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也包括所学的技术等等,但由于大学教育的封闭属性,就使得大学跟公务员体系的生活环境是无缝衔接的,都属于高墙大院,不用操心社会层面的事情,公务系统的模式跟大学被围起来的生活是一样的,也不用担心生活费等,因为大学的生活费,跟公务员的工资等一样,是不需要自己去操心的,按时发放就可以了。
大学校园跟公务员系统两者非常相似,这对于一个没有实现社会化的大学生来说,有天然的吸引力,其生活和模式可以无缝对接。
因此,由于大学的封闭式管理,实际上造成了大学生对公务员这一职位的需求,是天然的有契合度的,而对社会化的职位天然是会产生不适应的。为什么说基础教育这样做没有问题,而大学教育不能这样搞呢,原因是,基础教育孩子们都还未成年,不需要那么早的去社会化,各方面发育都还没有成熟,自己负不了很多责任。但大学生是完全的成年人,大学的真正意义,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学东西,而是给刚成年的人一个通过半保护状态的社会化锻炼,然后迅速的进入到社会的一个过渡期,如果这个过渡期无法更有效的接触社会,对于整个国家的人才和经济运行体系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去看全球学驾照的年龄,基本都是16岁,也就是说,16岁的孩子基本上自己就可以驾驶汽车了,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进入到社会了。我们的大学生实际上基本都20岁左右,甚至大部分都超过20岁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按照基础教育的封闭式校园模式,让学校无法嵌入社会,让社会无法进入学校,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对毕业后的就业本身就会产生恐惧,因为完全是陌生的。
而只有那些可以通过一次性考试就能获得的稳定职位,是符合这种从一个封闭体系,直接进入到另一个封闭体系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毕业生,就算明知道自己对很多公务员的工作不清楚、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但还是要考公务员的其中一个社会学层面的逻辑。
那这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如果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说,这就使得更多的毕业生,实际上更向往进入整个国家的分配系统,而不是创造系统,而更合理的社会循环是,最优秀的人才,本应该是去创造,而不是去分配。久而久之,由于分配系统的人才越来越多,分配系统就会天然的壮大,各种智慧就会贡献到分配系统,但同时呢,由于创造系统缺乏人才吸引力,创造系统所获得的智慧和成果就会减少,这是一个无法产生增量,而且对存量系统争夺过于激烈的循环系统。
怎么办呢?
我这里提几个方面,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是,向社会开放校园,这不是社会占大学的便宜,恰恰相反,这是社会在帮助大学,这看似是一个小小的改革,实际上从长期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大学向社会开放之后,大学的每一栋楼都会融入到城市和社会、社区当中,大学生就有足够的机会和频率接触到社会,很多大学生等到毕业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找到社会性工作和定位了,而不是只等到毕业那一次的被动选择。如果选择只有一次,又如此紧迫,那一定是去考公考编的,因为只有这个是可以通过一次性考试来完成的,类似于重新参加了一次升学考试,依然是考试决定论,这就进一步的屏蔽了社会化这一最重要的大学环节和战略性任务。
至于向社会开放校园后,会不会干扰学习等,实际上从国际经验来看,这需要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就是开放校园、拆除围墙,不等于开放教室。比如英国伦敦等很多知名的大学,都是开放校园的,但不开放教室和图书馆等,教室和图书馆等都有数字门锁,只有学生可以刷卡进入。我们的大学是在大门口不让进,但进去之后可以进各个教室,实际上就变成了真正的,用高强大院管理的模式。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改造是,开放校园,然后给教室装上智能锁。
也可以这么说,当我们认为大学开放校园,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时候,那大学实际上很难主动去开放校园,真正的问题是,大学本身需要社会化,需要用开放校园这样的最基本适应性,来提升大学生更快的接触和走向社会的能力,是大学更需要社会的进入,这是开放校园的根本逻辑。
同时呢,我们远远低估了开放校园给大学教育带来的改变,这不是简单的向社会开放的问题,而是彻底从未成年的应试教育,走向成年的社会化教育。再做个强调,之所以有那么多毕业生去考公考编,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考公考编这种决定职业或命运的形式,跟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考试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是远离社会属性的。大学需要从整个开放性层面,彻底改变这种非社会化导致的大学生选择单一性难题。
第二个是,大学教育要建立基于创造的价值观,而不是分配的价值观。
关于创造和分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运行和循环概念,如果单独拿出一部分或某一环节来说,是说不明白的。我举个电影产业的例子,比如假设电影的内容等创造都是骂资本的,但电影又需要资本投资,那社会资本为什么要投电影呢?最后你就会发现,电影渐渐的没人看了,也没人敢投了,只能政府参与或政府协调来投,最后还得政府补贴电影票去让大家看。这就变成了纯基于政府的财政循环模式,需要花很多钱,还要花很多协调性的精力等来管理整个电影市场,具体要创作哪类故事,谁应该获奖,谁应该封杀,谁应该投资,谁应该参与宣传等等,整个产业就进入了政府部门模式,而且部门人员需求会越来越大。
实际上大学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无法建立创造性循环,只是满足单一的功能,比如机械式的培养工程师、老师、基础研究、各科类人才等,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很难进入到创业系统,而只能进入到“打工”系统,必须要依附于一个盈利或靠国家财政支撑的体系,才能工作和发挥所学。
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家也都觉得这样是合理的,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可持续循环体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学教育,缺一门通识课,这门通识课应该是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应该去学的。这就是“商科”。也可以这么说,中国大学教育最弱的环节,在商科,由于商科的覆盖面极小,以及商科的发展严重停滞,再加上大学教育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商业的价值观体系,就导致商科不仅名声不好,还遭遇了人才的断档、发展的停滞。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大学在硬件系统社会化方面需要开放校园、拆除围墙,在软件方面,要彻底的把商科当做一种潮流和覆盖面极广的选修等课程。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美国的马斯克大学修的是物理工程和经济学,这使得马斯克既有技术能力,又懂得如何商业化。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人工智能时代的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开发软件炒股了。包括刘强东,大学的时候由于离中关村近,就开始倒腾光盘买卖,这也是提前社会化带来的好处,让社会走进校园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有非常多的工程师和专业类人才,但这些人才基本都没有接触过商科,这就导致中国大量的各类人才等,在毕业之后,要么考公考编,要么进入企业,依然是基于技术性依附,而不是开启独立创造。假设每一个无论学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必须要修商科,把商科的地位大幅提高,覆盖到各个专业系统。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开始开公司了,越来越多的各类人才开始结合自己的技能专业开始创业了,这种基数一旦增大,孕育出来的创造性和新增性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欧洲大陆在最近多轮的科技和商业等竞赛中被美国远远落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大陆的大学教育,商科体系远远弱于美国和英国。欧洲大陆基本上都没有几个叫得出名的商学院,而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非常知名的商学体系和商科。美国最流行的创业模式有两个,一个是大学生辍学模式,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埃里森(甲骨文)、戴尔、卡兰尼克(Uber)、陈士骏(YouTub)、马斯克等等,都是大学辍学创业的。如果说出现一个是偶然的话,大部分这样只能说明美国大学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是极高的,大学实际上就变成了社会化创业的第一站。
这种氛围甚至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在美大学生,我们甚至也看到很多华裔大学生,要么自己在大学创业,要么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加入各种创业团队。在很多大学校园里,当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很难确定这是一个学生,还是亿万富翁,还是推销员,还是风投机构,还是产品开发者,这就是大学社会化带来的改变。
另一个是,美国的大部分产业公司,都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创始人组合,一个是垂直领域专家,另一个是商科毕业的。由于商科的覆盖面极广,就使得技术派找商业运营的很容易,可能都是同学,而商学院的找技术派也很容易,一起修过学,在大学就能建立这种信任,很快就能在社会立足,使得美国大学人才和其孕育出的科技的社会转化率极高,可以说这种模式一直在改变世界。
当我们回避大学的社会化,以及鄙视商科教育的重要性和覆盖面等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努力的大学教育,一定是朝着做大分配体系去的,最终创造体系会因为缺乏整个大学教育的原始供给,而进入到长期萎缩当中,这就使得社会的新增创造永远赶不上分配需求的增长,整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无时无刻都在研究如何分配,而不是如何创造,具体体现就是大学生考公考编的客观需求远远大于参与社会创造的能力和价值追逐,这是值得警惕的,但同时也是可以改变的。
以上仅供闲聊!
文/肖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