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李敏正为母亲贺子珍办理转院事宜。手续、病历、医护安排，每一项都不能疏忽。就在忙碌之中，她遇见了叶道英。两人原本相识，简单寒暄几句后，李敏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这次转院，对贺子珍而言，不只是从上海到北京换一个治疗地点，更像是一次迟到了许多年的归来。自1977年患病后，她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偏瘫使日常生活受到限制，原本准备重新参加工作的计划，也被迫搁置。
身体上的不便，只是一层难处。更让她难受的，是生活节奏突然停了下来。过去能够处理的事情，如今需要别人协助；过去想做的工作，也暂时无法继续。对一个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工作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并不容易接受。
李敏人在北京，贺子珍却住在上海。那时两地往来并不像后来这样方便，探望一次，需要考虑交通、时间以及陪护等多方面问题。女儿牵挂母亲，母亲也惦记女儿，距离因此显得格外沉重。
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得知情况后，曾设法前往上海看望贺子珍。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需要治疗的病人，也是一位因为失去工作机会而情绪低落的老人。孔从洲明白，单靠药物和护理还不够，必须让她重新感到自己仍然能够为国家做些事情。
于是，他向邓小平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给予关心和鼓励。此后，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安排具有实际意义，既是对她过去革命经历的肯定，也让她重新拥有了参与社会事务的身份。
消息传到上海后，贺子珍的精神状态逐渐出现变化。她开始愿意配合治疗，也愿意和身边的人交谈。曾经压在心里的许多话，慢慢说了出来，其中最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想去北京。
这个愿望并非临时起意。贺子珍离开北京多年，对那座城市一直有特殊感情。她还希望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对她来说，这既是一次探望，也是对共同经历过的岁月作一个交代。
上海方面将她的愿望报告中央后，得到了同意。北京这边，李敏听到母亲即将到来的消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母女终于能有更多相处时间，紧张的是母亲病后行动不便，转院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要安排妥当。
李敏来到总医院办理相关事宜，恰好碰见叶道英。叶道英是叶剑英的弟弟，和李敏也有交往。谈话间，李敏没有绕圈子，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请求：“能不能帮忙转达一下，希望母亲以后可以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
她的考虑很实际。贺子珍的医疗和生活照料，上海有熟悉的医护人员；而李敏在北京，又希望能够经常陪伴母亲。如果只能单向转院，母亲今后的生活仍会受到限制。两地都住一段时间，反而更符合她的身体和家庭情况。
叶道英听完后点了点头，说：“你的意思，我帮你转达。”这句话不长，却让李敏放下了不少心。这样的请求，涉及人员往来、医疗保障和生活安排，显然不是个人之间一句话就能决定的事情。
随后，叶道英把李敏的想法向有关方面反映。中央理解母女之间的牵挂，也考虑到贺子珍的治疗需要，同意她今后可以在北京、上海两地往返，居住时间不作硬性限制。这个安排看似细小，实际解决了长期照护中的许多难题。
1979年9月3日上午，接送贺子珍的专机从北京前往上海。随行人员中，有华东医院长期照料她的医生和护士。让熟悉病情的医护人员一同前往，是为了减少转运过程中的风险，也避免因更换护理人员给她带来不必要的不适。
专机抵达北京后，贺子珍没有自行下地行走，而是由工作人员用担架护送。她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长时间活动，但这并不影响她完成多年心愿。北京的道路、医院和即将前往的纪念堂，成为这次归来的具体落点。
李敏此前提出的请求，也由此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她要争取的并不只是母亲来北京一次，而是让贺子珍今后的生活少一些束缚，在亲人陪伴、医疗照护和个人愿望之间，找到一个能够维持下去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