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名单公布后，许多人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军衔并不能完全决定一名将领日后的政治分量。开国上将中，有几位后来进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层，担任的职务，确实达到了许多元帅未曾达到的高度。
这里需要说明，1955年首次授衔时，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为55人，后来又有两位补授，因此通常合称57位开国上将。所谓“赶上了元帅”，说的是后来担任的职务，并不是说军衔发生了变化。
陈锡联是其中一位。
1949年以后，陈锡联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这个安排并非偶然，他在战争年代就以善于使用火力闻名，毛泽东曾称他为“小钢炮”。解放战争中，刘伯承、邓小平对这位年轻将领颇为倚重，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以及进军西南等重要行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1959年，陈锡联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一干就是十多年。东北是工业和国防重地，军区所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此后，他又进入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层，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真正让陈锡联职务达到高位的，是特殊时期之后的一段经历。1975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6年以后，曾在一段时间内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个岗位涉及全军重大事务，影响极大。以开国上将的军衔，进入这一层级，确实十分少见。
张爱萍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他早年主要从事青年工作和政治工作，后来逐步转入军事指挥与国防科技领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华东地区活动，曾负伤养病，军事履历并不像陈锡联那样完整连续，但这并没有削弱他后来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
1949年华东地区获得解放后，张爱萍参与人民海军的创建，曾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军从无到有，既缺装备，也缺专业人才，建设难度可想而知。张爱萍参与其中，承担了打基础、建制度、育干部等多项工作。
1955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国防工业和军队领导职务，参与组织国防科技发展。两弹一星工程推进期间，张爱萍在协调军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他出任国防部长，任期延续至1988年。
有一次，身边人谈到他的职务变化，曾感慨道：“上将也能担任国防部长，实在不简单。”张爱萍回答得很平静：“国防建设，靠的是整个体系。”这句话虽未必是正式场合的完整记录，却很符合他一贯重视组织协同的作风。
在他之前，国防部长一职长期由元帅担任。张爱萍成为少数以开国上将身份担任国防部长的人，因此说他的后来职位接近乃至达到元帅层级，并不夸张。
王震的特点，则是军政兼长。
1949年，王震率部进军新疆，完成和平接管和地区秩序重建。新疆情况复杂，部队不仅要完成军事任务，还要面对交通困难、物资不足和地方治理等问题。王震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组织能力，为后来建设新疆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一直停留在作战指挥岗位，而是转向国家建设。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时，他主持部队参加铁路、公路和水利等工程；后来负责农垦工作，又把大批官兵和技术人员投入边疆开发。
王震还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他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任期至1993年。这个职务已经属于国家领导层的最高序列之一。开国元帅中，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主要是朱德；而王震以开国上将身份达到这一层级，确实形成了鲜明对照。
乌兰夫的经历更加特殊。
他是蒙古族杰出领导人，早年长期在绥远地区从事革命工作，既熟悉民族地区情况，也有较强的地方组织能力。与陈锡联、王震不同，乌兰夫并不是以野战指挥见长，但在民族工作、地方治理和国家政权建设方面贡献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担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后来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领导人。1954年，他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是开国上将中较早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之一。此后，他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1983年，乌兰夫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任期至1988年。这个职务与王震后来担任的国家副主席相同。两位开国上将，一位以军队建设和边疆开发见长，一位以民族工作和地方治理著称，却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
军衔是战功的标志，职务则还要看一个人的专业能力、政治担当和时代所需。陈锡联长于军事统筹，张爱萍专注海军与国防科技，王震兼具作战和建设经验，乌兰夫则在民族地区治理方面不可替代。四人的道路不同，后来所处的位置却都说明：开国上将这个群体，绝非只有战场上的功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