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依旧坚持办学。”周恩来总理曾感慨，“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
从“半部电台”起家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到跟随党中央踏上漫漫征途的“红星第三大队”，师生们在战火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学。背包上的小黑板、竹管套着的铅笔头、弹片上刻下的电码——这些细节不仅记录着一所学校的坚韧，更承载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而那些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的师生，都有名有姓，真实存在，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千古颂扬。
西电官微将连续刊载《长征路上办学》一书内容，与师生校友一同回望那段“边走边学”的峥嵘岁月，从先辈足迹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五章 师生传奇
第一节伍云甫的长征日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进行险象环生、长途跋涉的战略转移。
大军转移给红军通信组织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军委决定把随军转移的通信力量整编为一个通信团。通信团组建后，重新调配了人员和设备，制定了军委及各军团的代号和电台的代码，带着14部电台和200多担通信器材，迅速踏上了昼夜兼程的长征路。
西电前身红军通校就隶属于这个通信团。
关于西电前身红军通校如何开始长征、如何在长征路上坚持办学的史料其实并不多，但在一个人当时的日记里，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线索。这个人就是时任通校上级机关领导（通信团政委）的伍云甫。
长征初期，作为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同时兼任通信团政委的职务。这个通信团下辖红军通校（即通信教导大队），以及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等机构。
伍云甫有记日记的习惯。从1931年年初进入中央苏区，至1969年7月不幸去世，他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他在长征期间的日记，不仅是关于长征这段历史的一份高质量史料，也是寻找红军通校长征线索的一个重要参考。
这是因为，一方面，此时伍云甫的身份是通校上级机关的主要领导，通校的相关工作自然是他分内之事，他记录的内容很多就是通校里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从事电台工作的职业习惯，加上他的日记都是当时对所经历重要事件的客观记述而非事后回忆，所以这些日记的准确性极高。
翻阅《红军长征日记·伍云甫日记》，发现伍云甫关于通校的记录至少有三十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 晴
驻江底。遇刘光甫宿三科。胡鼎生送四科分配工作。
这是第一处提到通校，时间是在翻越老山界进入桂北山区广西龙胜境内之后。这一天，伍云甫在日记中写道，他遇到了通校校长刘光甫，刘光甫当天正住在管理器材的通信团三科。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 阴
开局长会议。运输队合并于学校，清理材料，二十三分队报告丢失天线杆一根。
这是第二处提到通校，时间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后。此时，军委三局规模逐渐减小，机构压缩，运输队与通校合并了。
二月八日 阴
由石坎子出发，经大河滩遇通信教导队，取装发报机的器材，至院子街上宿营（行程约三十里）。石痕调二科。
这是第三处提到通校。此时，红军刚刚经历了土城战役，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行至云南扎西附近。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境内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红军战略方针，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1935年2月10日颁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就有关于红军通校（通信教导大队）的内容。
二月十一日 阴
由扎西经大河滩至石坎子宿营。是日通校材料合并于三科。
这是第四处提到通校。《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发布后的第二天，长征途中的红军通信学校合并到了军委三局下属的第三科，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建制机构行军。
1935年1月，在贵州猴场，通校第九期学员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各电台工作。1935年2月，在云南扎西，通校教员也全部进入电台工作。
此后，伍云甫再次在日记中提到通校，已是六个多月后。此时，队伍已行至阿坝查理寺。
八月二十九日 阴
原地休息。刘等二十人住通校，伍率十人住七分队。
这是第五处提到通校。这时候，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通信学校已经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人员，如王诤、曾三等，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到了右路军；而另一部分人员，如伍云甫、刘光甫等，则跟随朱德、张国焘到了左路军。
伍云甫、刘光甫等红一方面军通校人员到了左路军以后，随即与红四方面军参谋处的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了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伍云甫在查理寺提到的通校，即合并之后的通校。
十月十五日 晴
三时许，通校房子失火，损失枪数支及行李等。
这是第六处提到通校。此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发起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通校所处的位置大约在卓木碉附近，而此时秦华礼、冯国寿、林桂生刚刚入校，当天半夜的这场火，秦华礼等人应该就是亲历者。
随着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转入防御阶段，通校曾在四川天全（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甘孜炉霍（1936年5月至6月）有过两段短暂稳定的办学时期。在这两段时期，伍云甫日记中出现大量通校师生学习和教学组织方面的内容。
十二月五日
阴晴不一。驻原地。旗语训练班开学；四台开到大川场（黄荣留三局，我跟“9A”）。
十二月十四日 阴
司号训练班毕业。
十二月十五日 阴
编旗语训练班课程表。
十二月十六日
旗语班照新课表上课；编新呼号第一、二号。
十二月二十九日 阴
旗训班野外演习。十七时由双河场出发，去开会，上午十时至芦山，住县委。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 阴
旗语训练班举行毕业式。
一月十七日 阴
在参谋部谈通讯问题，决心办通信主任训练班；第五分支开支书联席会，参加。
一月十九日 晴
八台来人，见习手摇马达；旗语训练班结束。
一月三十日 阴
通信主任训练班正式上课；下午开三局党团员大会，报告目前形势和党的工作任务。
一月三十一日 阴
写介绍信给孙泽高，进高训班。
二月五日 阴
黄子坤来。下午，率通信主任训练班学生参观十台。
二月十二日 阴
开电台联席会，到一、三、五、六、八、十等台；通信主任训练班举行测试并结束；夜写信给四台告会议讨论要点（交四台传令兵带去）。
二月十三日 阴
通信主任训练班解散回各军，五台开灵官。十六时由任家坝开双河场，驻街上。（十里）
三月九日 阴
……李士俊留七台休养，通校彭中、朱、叶、申等四名转绥靖后方休养。
四月十八日 晴
搬房未果。十余人调来学旗语。
四月二十二日 晴、夜，风雷大雨
拟墙报题；总结二十日的检查成绩。
四月二十六日 晴、入夜大风
提选“五一”节活动预备选手，临时训练班开课。
五月十一日 晴
旗语训练班结束。召集所属各部军政负责人检查工作，物质准备上，局本部落后，其余均超过了计划；参加总支委员会议。
五月十三日 晴
旗语学员三十军的九名归队；四局介绍各军出院的（学旗语）八名；参加军事研究会。
五月二十日 晴
汪、沈、刘等去国局与刘琦对质；参加政治研究会；旗训班数人吃野菜中毒。
五月二十三日 晴、夜间风雨
编好旗训班的组织。三梯队各部比赛军事体育。
五月二十五日 阴
旗训班开始上课。三梯队全体开晚会。
六月三日 微雨、阴
编印联字第二、三号口令、讯号；旗训班继续照常上课；总政派王兴斋任五台政委。参加总支扩大会，决定成立四方面军第三局。
六月十日 晴
旗训班结束，分回原队工作；成立司号训练班，附于纵队司令部；与刘寅谈话，关于入党问题。
伍云甫的长征日记
第二节王诤学《高等数学》
谈到长征初期红军通信工作的负责人，除前文介绍的军委三局政委兼通信团政委伍云甫外，还有一个人值得重点介绍，他就是军委三局局长兼通信团团长王诤。
王诤是老通校人。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第一支无线电队的主要创建者，也是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主席曾亲切赞誉：“王诤同志是有功的，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长征中，王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确保了红军转移中的通信联络，也让无线电侦察和通信工作大显神通，成为毛泽东主席指挥四渡赤水以及后续各重要战役的重要支撑。
本文并不是要赘述上述经历，而是想展现王诤的另一面：一个爱学习的王诤；一个在长征途中及到达延安后，依旧把学习作为日常习惯的王诤。
1979年，解放军原总参谋部政治部派遣一位名叫林玉华的参谋，带领一支文化服务队，携带电影放映机等文化器材，跋山涉水，巡回服务分散在黄土高原和深山里的数十个连队及哨所。
这支文化小分队在途经延安时，特意前往原军委三局驻地盐店子进行访问，见到了早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与王诤等革命者共同生活过的盐店子村老村长、生产大队大队长、老支书等人。随后，林玉华写了一篇题为《光荣啊，盐店子》的文章，发表在《延安文学》1980年第一期。
在这篇文章里，林玉华提到了王诤在长征途中依旧勤奋学习的感人细节：
王诤同志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台长。他酷爱通信技术，每当得到一本技术业务书籍，就奉若至宝。他在江西苏区时有一本数学书，经过长征辗转万里，历尽千难万险都舍不得丢掉，一直带到了延安。他不仅熟练报务，而且精通机务，无论工作怎样繁忙，他都挤出时间刻苦钻研技术，并综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写出了数以百篇的技术经验总结。
1998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王诤传》也提到了这个细节，只是内容更加具体：
王诤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经常是在晚上开完会，办完公，在人们入睡之后，在夜深人静之时，学习高等数学、外语，阅读专业书籍和国外科技资料。他在江西苏区时有一本《高等数学》，在长征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没舍得把这本书丢掉，一直带到延安。
对于今天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人来说，很难想象长征行军的艰苦。在漫漫二万五千里征程中，座座高山、条条江河、茫茫草地，以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层层围追、次次堵截、道道封锁，都不是抽象的纸上文字，而是具体且真实的艰难险阻，都是实实在在需要战士们用生命去抗争、用脚步去跨越的。
然而，即便在这样艰难的行军途中，王诤也始终没有丢弃包里的数学书，无比珍爱地一路带到了延安。这是一名知识型、技术型革命者的自觉，更是一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用实际行动对自己的信仰作出的回应！
到达延安后，无论工作多繁忙，王诤都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不仅自己带头学，还组织大家一起学，并亲自给大家授课。《王诤传》中这样记载：
抗战初期，王诤利用去西安的机会，购买了大批急需的通信器材，同时买了很多科技书籍，有《无线电学》《无线电工程》《业余无线电手册》等。当时能买到的无线电方面的书，他差不多都买来了。那时他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能看无线电专业的英文书，经常找人借英文科技书看。1940年他亲自组织了一个高等数学班，学员只有三四人，请李强教课，一周一次，一次半天。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请李强用英语讲课。
林玉华在《光荣啊，盐店子》中写道：
盛夏，每逢上大课的时间，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材料厂的技术员，局部的工作人员，每人搬一个“木娃娃”（木墩儿），聚集在树林里、河滩旁。王诤局长经常给大家讲政治课和技术课，他讲得深入浅出，形象实在，同志们都喜欢听。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青年投入了通信工作，急需提高阶级觉悟并掌握技术，每个人都参加到学习的组织里，根据各人文化程度、接受能力的不同，编成若干个班。政治课主要是讲党的建设，这是全体干部的必修课；技术课主要讲电学基本原理、无线电工程、发电机、磁电学、电话学；文化课主要讲数学和自然科学常识；有的还进行着英文课。为了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同时开办了算术、代数、几何、微积分研究班。军工局长李强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来的无线电天线专家，王局长经常请李强来讲授天线理论，有时还骑马到大砭沟去向李强同志专门请教。
上面提到的这些学习细节，初看令人不可思议，其实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在长征路上都带着高等数学书的人来说，到达延安后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这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当时革命尚未取得全面胜利，等着无线电技术人员去克服的困难，还有许多许多。
王诤铜像，位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校区，2006年落成
第三节李白练习发报技术
作为一名通校生，即便毕业分配到电台工作了，学习也不能丢、不会丢。对于他们来说，学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在李白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李白原名李华初，是湖南浏阳张坊镇板溪村（现白石村）人。1910年5月7日，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八岁才入学，读完四年初小就辍学了。
1925年，李白的家乡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纷纷建立。李白是最早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的成员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李白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
1931年6月，李白被调到红一方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担任训练班班长兼学习委员。长征开始后，李白在红五军团担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
大多数人对李白的印象，基本都来源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其实真实的李白形象更加细腻儒雅。无线电训练班第三期学员黄良成在《忆长征》中是这样描述的：
李白同志高高的个子，宽大的肩膀，身体结实健壮，团团的脸，浓黑的眉毛，两眼明亮有神，一接触就给人一种敦厚可敬的感觉。由于他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对待同志又特别体贴爱护，大家都亲昵地称他“老婆婆”。
在贵州茅台，伤愈出院的黄良成被分配到李白任台长兼政治委员的电台工作。在这个电台，他还碰到了同为无线电训练班三期学员的同学黄荣，以及一期的学长钟贞一。
此时，从负伤算起，黄良成已经半年多没工作了，刚上机就发现业务有些生疏，手有点儿僵，耳朵也钝了许多。作为台长兼政治委员，李白没有责备和埋怨黄良成，而是亲自示范，鼓励他多练习手法。同学黄荣悄悄告诉黄良成，李白政委娴熟的发报技术其实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有独特的练习办法。具体怎么做的，黄荣卖了一个关子，说要暂时保密。
在《忆长征》中，黄良成描述了他后来亲眼见到李白政委清早练习发报的场景，书中“勤学苦练的榜样”这一节描述道：
过了几天，部队回到桐梓附近。一个早晨，东方升起了朝霞，红光普照着群山异峰。我披上衣服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踏着潮湿的小路，走到离住房百多米远的一个小山坡。草地一片新绿，桃树盛开着粉红的花朵，竹子吐出嫩芽，垂柳更加翠绿了，这正是南方的初春季节。我脱下在遵义医院时发的新棉袄，做了一会儿深呼吸运动，便往坡下走去，准备绕道回去。山坡下有口不大的池塘，塘水瓦蓝碧清，塘岸有一小片桂竹丛吸引了我。
我刚走到桂竹丛旁，便听见“哒，哒，哒”的声音。这里哪来的发报声呢？我觉得奇怪，就警惕起来，就像猫捉耗子似的轻手轻脚地向前搜索，一心要弄个清楚。
我向竹丛里一看，啊！原来是李政委坐在地上，背靠竹子，左手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阅读，右手有节奏地按拍着一个小电键。
这回我可明白了，原来李白同志随身带着一个小电键，只要有时间他就练手法哩，黄荣还对我保密呢。过去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方法呢。还是怪我自己不专心致志……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向他打招呼：“政委，你真早，大家都还没有起床，你就在这里学习上了。”
“谁呀？”政委把书合上，向我这边望着。“啊，小黄，你怎么这样早到这来啦？”说着，他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两手高高向上一举，做起了深呼吸的动作。
“政委，你怎么又练手法又看书呀，别累坏了身体！”
“不要紧，学习是不会累坏人的。”政委拉着我的手，拣了个地方坐下来，把书递给我，接着说，“这可是一本好书，干革命的都得仔细读上几遍才行啊。可惜，就弄到这么一本，等我看完了以后，传给你们看看，大家都看上一遍，我们可以组织讨论讨论。”
这本书是用油光纸印的《列宁主义》，已经搓得卷卷巴巴的了，有的地方字迹模糊不清，还是用钢笔填过的。书里的行间和上下空白的地方，都有读书记号和提要。看得出来，李白同志刻苦钻研这本书有很长时间了。
“好啊，政委，你看完了就给我们看吧。”我在想，我们多么需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啊，共产党人打天下，换人间，要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还说不清楚，不学习就什么也不知道，我多么需要像李白同志那样好好学习呀。
我接着问：“政委，你每天早晨都学习吗？”政委微笑着说：“只要出发时间晚一些，或者到宿营地早一些，有时间，每天总可以挤出一些时间，学上个把钟头，不过我也没有完全坚持住……”李白同志谦虚好学的精神，使我更加敬佩。
政委望着远方，欣赏着这春天的晨景，精神十分爽快地说：“小黄，你看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环境多么恬静……这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好时刻啊！我们要懂得，学习是为了工作，工作又必须抱虚心学习的态度，咱们干革命，不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要落后，我们永远要在学习中前进！现在行军打仗，学习时间不多，但是只要下决心，有毅力，总是可以挤出一些时间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更要好好学习，那时候学习的时间会充裕些的，你说对吧。嗯，不，也许比现在还要忙的。”
李白同志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那样诚恳，那样实在，直往我的脑子里钻，我听了很受启发。我常常把李政委的教育当作座右铭，鞭策自己前进。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很亲切。
太阳渐渐升高了，远山近水看得一清二楚。勤劳的农民扛着锄头，陆陆续续来到地里。晨风吹送过来对面山坡部队开早饭、集合、前进的嘹亮雄伟的军号声。前卫部队开始出发了。
政委和我同时站了起来，他扯着我的手说：“时间不早喽，我们回去吧，马上吃饭，我们也要出发了。”
李白铜像，位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2017年落成
第四节邹毕兆与《心血的供献》
在我军技侦档案中，有一件特别的档案。那是一个黑皮封面的小本子，主人把它命名为《心血的供献》。这个黑皮小本子虽不起眼，却见证了我军的技侦创业史，可以说是我军技侦档案中的“镇馆之宝”。
《心血的供献》的主人叫邹毕兆，是红军通校前身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学员。长征时，邹毕兆担任军委二局一科（即破译科）副科长。军委二局和通校所在的军委三局是两个兄弟单位。
刘寅曾经说过：“三局给二局的都是最好的学生。政治上好的，技术上好的，由二局选。二局的器材是由三局供应的……只要是对二局有用的东西，首先保证二局。这些情况，二局的老同志都知道，我们和曾希圣、曹祥仁等同志都很熟。二局和三局两个局关系亲密。”
在长征中，二局具体负责无线电侦察，三局具体负责无线电联络。三局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二局代号则是“红星”第二大队。长征出发时，他们都被编入了军委第一纵队第一梯队。
在军委二局，像邹毕兆一样从事无线电破译、校译、侦收等工作的三十余名技术人员里，还有十多位是红军通校的学员，他们要么是邹毕兆的学长，要么就是他的学弟。
这些人包括：一科科长曹祥仁、三科科长胡立教，以及李立田（李力田）、钱江（钱昌鑫）、李行立（李行律）、唐陶德（唐明）、赵宾玉（宾玉）、胡备文、贺俊贞、刘少洪（刘少宏）、雷永通、陈明新（陈铭兴）等。
被邹毕兆命名为《心血的供献》的小本子，详细记录了中央红军破译工作的成果。邹毕兆亲笔记录显示，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军委二局相继破译了蒋介石集团及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的密码177本。
1944年，邹毕兆调离军委二局后，《心血的供献》交由曹祥仁珍藏。1947年4月底，曹祥仁从华北赴东北战场前，又将其转交给接替他职务的彭富九保存。六年后，即1953年，彭富九将《心血的供献》正式交给了总参三部档案馆。
据彭富九回忆，从1932年秋破译“展密”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在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的领导和参与下，曹祥仁、邹毕兆所在的破译科，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本。
四年时间，破译了860多本密码，其中有177本密码都是在长征途中破译的，甚至是在生死存亡的战斗时刻，这是多么伟大的奇迹和了不起的贡献呀！
邹毕兆在《玻璃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中，有一段关于土城战斗前后敌我态势及战斗期间“破译正密”的详细记述：
刘湘在川南有十个旅，要实现渡江，必须消灭刘湘的若干个旅。一月二十七日，红军主力进到土城，（川军）教导师郭勋祺的第三旅从温水尾我而来，后续还有潘左（佐）独立第四旅，稍后还有廖泽旅。于是得先消灭郭勋祺旅。由于事先二局没有侦收到郭勋祺的电报，对敌人的兵力估计不足。
战斗开始时再抄收郭勋祺的电报，只好边战斗边破译郭勋祺的密码。密码叫正密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局长、曹祥仁同志和我紧张地日夜破译，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把密码破译出来了。二十八日整天战斗，深沟石岩，不便于迂回。郭旅虽被击退，但仍退守岩石山，且敌潘旅已加入战斗，廖旅亦在其后。二十九日继续战斗，势必有敌三个旅，而赤水、合江、古蔺的章安平旅、刘兆藜旅、达凤冈旅等三个旅必从北面合击我们。于是我军由土城向古蔺、叙永西进。
“正密”是国民党及其地方部队使用的一种密码。为了防止红军破译自己的密码，国民党方面甚至采取了“一日一码”的做法。
资料显示，从1935年1月14日至5月9日，国民党军先后使用的通用密本就有绥密、克密、庭密、某密、吭密、吉密、胜密、志密、良密、力密、舟密、贻密、谒密、凯密、沿密等15种，此外还有“专用密本”。“一日一码”是防失密的一个好办法，但对曾希圣、邹毕兆、曹祥仁等红军密码破译高手来说，仍然形同虚设。
在红军队伍中，有五名杰出的密码破译高手，他们被称为红军的“破译五杰”，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红二方面军的王永浚，以及红四方面军的蔡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曾希圣局长带领下，曹祥仁、邹毕兆等人从事的密码破译工作，得到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的极高评价。曹祥仁回忆，毛主席曾说，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红军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到达延安后，在安塞军委二局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谈起了长征。据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江波回忆，毛主席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时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因为长征时离开根据地不可能依靠群众取得敌情，地下工作也很难起作用。
诚然，长征途中通信工作是一个整体。除了二局的无线电侦察，一局的作战和机要保密、三局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以及四局的后勤供给等，都为毛泽东和军委的指挥，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这些工作都是红军能够始终克敌制胜的重要保障。
第五节女报务员李建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总共有32名女干部加入了长征的行列。在这32名女干部中，两人因病留在了中央苏区，所以只有30名女干部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征程。
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后来在长征途中，先后有3名女干部被留下来参加游击战争，或随丈夫在当地开展工作，另有3人参加了西路军。因此，最终走完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只有24人。
在走完长征的这24名中央红军女干部中，有一名通校人，她就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李建华。
李建华，原名涂秀庚，1915年出生于今江西宜春高安瑞州街道涂家庄。她家是一个小商户家庭，其父涂斗在距家15千米外的灰埠圩经营米店。涂秀庚虽是女孩，但父母对其十分疼爱，在她十二岁时将其送入珠湖小学读书，接受正规教育。
1930年7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进抵高安。红军在高安期间，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开展“扩红”。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涂秀庚瞒着父母，毅然与同班女同学罗启华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为不牵连家里，她改名李建华，罗启华则改名李赤华。
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宁都小布创办了首期无线电训练班，因为李建华、李赤华念过书，有文化基础，便被一起选送到了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报务知识。
学习期间，她们勤学苦练，常敲拇指练习电报键发报技术，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李建华回到红三军团无线电队，李赤华留在总部电台做报务、译电工作。
后来，李赤华为了保密而不幸牺牲，李建华则成为30名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之一，是长征中红军通信团无线电营的一名报务员。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会议一结束，李建华和战友们立即按照中央指示，夜以继日，将遵义会议的喜讯发送给红军各个军团和革命根据地，坚定全党、全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记述了遵义会议召开前一分队电台人员的情形，其中就有李建华与康克清的一次对话：
我们军委无线电营一分队，驻在遵义老城王家烈部一个旅长家里，离遵义会址只有百多米远。
长征以来，红军战士们行军作战，风餐露行，进入贵州后更是尝够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苦头。这时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上街逛逛，用自己积下来的伙食尾子买点日用品，并尝尝贵州的土特产。
遵义会议正在召开的时候，康克清同志来到我们电台。她身穿灰色军装，扎皮带，打绑腿，着草鞋，个子不算高，却很精神。同志们立即围上去，争着问：
“康克清同志，党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吧？”
康克清同志笑着说：“嗬，你们的消息这么灵通。”
刚从六分队调来的红军第一个女报务员李建华，亲昵地拉着康克清同志的手，问：“康大姐，能不能告诉我们扩大会议的内容？”
“我没有资格参加会，怎么晓得内容？”康克清同志笑着回答。
“哟，在朱总身边还会不知道会议内容，哄谁？”李建华与康克清同志早就熟悉，经常来往，说话毫无拘束。
康克清同志捏了李建华一把：“鬼女子，在朱总身边就什么都知道？”接着，她认真地说：“给同志们透点风，听说会议开得紧张、热烈，斗争相当激烈……”
康克清同志走时，见我们已架好天线，摆好收发报机，笑着说：“你们要设法改善改善生活，吃饱喝足，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结束，就够你们忙的啦。”
注有“急电”的电文，一件接一件地送来了。尤静选同志（尤是1931年12月14日在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同志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在发报机上按动电键，一个个密电码带着喜讯，乘着电波，越过高山和平原，飞向各军团和革命根据地。当对方收到急电时，他们将会拨开迷雾，看到遵义会议的曙光，看清革命的前进方向。
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袁以辉第二次提到李建华，是在红军过了大渡河正在翻越夹金山时，他继续写道：
我们沿着溪边的小路向雪山进军。这时正是六月天，谁都汗流浃背。大家望着雾茫茫、白皑皑的雪山，都说快到山上去凉快凉快，吃一点六月雪，一定凉心爽肺。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一位江西兴国籍的战士，放开喉咙唱起了抒情的兴国山歌：
高山竹子夜风吹，
画眉进笼有了位。
红军今日过雪山，
苦尽甜来好滋味。
哎呀，同志妹，
我唱山歌你来对。
哟—喂！
叫好声过后，大家转头要求女报务员李建华对歌。她一下子涨红了脸。她是江西安福（应为高安，笔者注）人，根本不会唱兴国山歌。监护班的兴国人“廖矮子”（可惜忘了他的名字），主动替她解围，清了清嗓子，男调女腔地唱了起来：
哎呀嘞—
高山青松晨风吹，
雄鹰展翅要高飞。
英雄能过万重山，
决不怕难打倒回。
哎呀，同志哥，
等到革命成功日，
手捧甜酒敬三杯。
哟—喂！
同志们听了他那男调女腔的对歌，都哈哈大笑起来，真像吃了六月雪那么爽快。
结束语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所记录的，不只是一所学校在战火中的迁徙与坚守，更是一代通信人把课堂安放在万里长征路上的精神史诗。通校师生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练发报，在敌机轰炸后捡弹片作笔，在夜行老山界的星光下“脑记嘴报”，用忠诚与信念回答了“为谁办学、怎样育人”的时代命题，也让周总理“一定要让后人知道长征路上办学”的嘱咐有了庄重而深情的回响。
站在长征胜利90周年和西电建校95周年的节点回望，那段边走边学、边战边学的岁月，早已沉淀为西电红色基因中最深的底色。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以通信报国的初心续写属于西电人的新篇章。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95周年。红军的这场万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许多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的作品，但鲜见从教育角度展开的，西电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秦明创作的新著《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填补了这个空白。
该书谨遵周总理“一定要让后人知道长征路上办学”的嘱咐，生动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师生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的真实历史，详细描写了通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夜行老山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时刻坚持学习的历史瞬间。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是秦明馆长多年深入发掘西电红色历史基因，继2021年完成《信仰的光芒——毛泽东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书后的又一续章，为广大师生校友了解学习我校红色历史提供了可靠读本，对宣传弘扬西电红色基因具有重要价值。该书入选2026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主题出版图书，现已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排版 / 王子墨涵（融光工作室）
编辑 / 王冠玉
责编 / 王 格
出品 /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