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昆明军区司令部，王必成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他与杨得志对调，改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一职由杨得志接任，并负责组织西线作战。
这道命令来得很突然，却并非毫无缘由。此前两个多月，王必成一直坐镇昆明，主持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从兵力调动到后勤保障，从道路勘察到通信联络，许多准备工作已经铺开。按常理看，最熟悉情况的人，往往也是最适合临阵指挥的人。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指挥关系发生了变化。
王必成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将，长期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对一名已经完成战前筹划、正等待命令出击的将领来说，离开原岗位，心中有遗憾并不奇怪。可军队的特点就在这里，个人判断必须服从全局安排，尤其是在重大军事行动即将展开之时。
他没有围绕职务变化反复解释，也没有把困难摆到军委面前，而是直接打电话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这句话并不复杂，分量却很重。王必成还说明，杨得志到昆明后，自己会把掌握的情况全部交代清楚，涉及部队部署、作战准备和地方条件，都会毫无保留地沟通。对于军队来说，这种交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换岗，而是把数月积累的判断迅速转移给新的指挥员。
军委首长随后问他，还有没有需要向组织反映的情况。王必成沉默片刻，想到的不是个人去留，而是昆明军区的实际需要。他提到副司令员张铚秀，认为此人熟悉军事工作，能够承担关键任务。
张铚秀并非临时被推到台前的人物。他早年长期在部队从事参谋和指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就与王必成共事。王必成任团长时，张铚秀曾担任参谋长。两人之间既有上下级关系，也有多年并肩作战形成的了解。
有意思的是，王必成推荐张铚秀，并不是简单评价一句“能力很强”，而是讲到了他的工作特点：大局意识较强，筹划细致，遇到复杂局面能够沉下心来分析，不会只看眼前一处得失。这些品质，在和平时期未必显得格外醒目，到了战前，却直接关系到指挥是否稳妥。
1月7日，杨得志从武汉抵达昆明。此时的杨得志已经年近七旬，身体状况并不理想，患有高血压和胃病，仍在承担新的重任。王必成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交接，谈到部队准备程度，也谈到各方向的地形、道路和后勤条件。
杨得志对王必成说，自己此前也向军委反映过，认为由王必成继续负责会更熟悉情况，但军委另有考虑。王必成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谈个人得失，只回答：“这是组织决定，我们都要服从。”
随后，他再次把话题引到张铚秀身上，说明这两个多月的备战工作中，张铚秀一直参与其中，对许多具体情况掌握得较深。杨得志听得很仔细，还进一步询问张铚秀的经历、能力和工作作风。王必成的推荐，实际上给新任司令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用人参考。
1月12日，王必成离开昆明，前往武汉军区报到。杨得志则在张铚秀陪同下，继续察看前沿部队和作战地域。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两人奔走于各处，尽可能把纸面上的部署变成对现实情况的直接掌握。
战争开始后，杨得志因长期劳累和旧病未愈，身体迅速恶化，出现严重心衰并多次昏迷，不得不回京治疗。指挥任务随之面临调整。正因为王必成此前分别向军委和杨得志推荐过张铚秀，张铚秀得以在关键时刻承担西线指挥责任。
这次安排，既有临时性，也有连续性。临时性在于局势变化迫使指挥体系迅速接替；连续性在于张铚秀早已参与战前准备，并非仓促接手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事实证明，这一人事衔接减少了交接损耗，使作战部署能够继续推进。
西线作战结束后，张铚秀的指挥能力得到军委认可。1980年，他出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此后，他又参与指挥拔点作战、部队轮战以及两山地区的作战行动，在昆明军区长期主持军事工作。
王必成离开昆明时，带走的是新的任职任务；张铚秀留在昆明，接过的则是尚未完成的战场责任。一个主动交接，一个稳住局面，两个老将之间的这次配合，留下的并不是几句场面话，而是一套关键时刻如何处理组织安排、人才使用和指挥接续的具体答案。
张铚秀后来在昆明军区工作多年，直到军区撤销后离休。2009年，他因病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