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份让华盛顿内外都颇为关注的预算方案：2027财年，美国国防相关预算资源将达到1.5万亿美元，比2026财年的预算规模高出约44%。
这还只是一份提交国会审议的预算请求，并不意味着这笔钱已经全部获批。但数字已经摆在那里。美国希望继续维持全球军事优势，就得准备拿出更多的钱。
偏偏美国国内并不缺反对声音。医疗、住房、就业、生活成本，这些事情同样摆在选民面前。政府可以强调海外威胁有多严重，却很难要求每个普通家庭都把它排在自己的生活之前。
10月2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韦特海姆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无痛霸权的终结：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内基础为何正在瓦解》。他提出的判断很直接：美国的战略精英越来越担心外部竞争，却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美国社会也愿意为应对这些威胁付出同等程度的代价。
这让我想到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美国能够成为世界警察，不仅因为它有航母、核武器和美元，还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总能找到理由，说服国内民众接受这份昂贵的工作。
现在，这种说服正在变得困难。
冷战时期，美国人为什么愿意为世界买单？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本土没有遭受欧洲那样的大规模战火破坏，许多普通人希望把精力放回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为海外事务掏钱。
杜鲁门政府却有另一套打算。
当时，欧洲经济困难，希腊面临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的挑战，英国也越来越无力独自承担海外责任。美国政府希望援助欧洲，但仅仅讲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很难让国会和选民长期买账。
一组盖洛普调查的数据，很能说明当时美国人的心态。
1946年，当调查人员询问美国人未来一年最重要的国家问题是什么时，提到外交事务的受访者不超过13%。到了1947年7月，这一比例已经升至48%。
变化发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杜鲁门政府在这期间提出了杜鲁门主义，承诺支持受到共产主义力量威胁的国家，随后又推动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重建。美国开始把欧洲的困境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如果苏联继续扩大影响力，最终受到冲击的可能不只是欧洲。
此后发生的事情，又不断加深了这种担忧。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中国革命胜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越来越相信，苏联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还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能够改变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
于是，美国开始长期承担海外驻军、军事同盟和高额军费的成本。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国防支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维持在GDP的7%至10%左右。
这笔开支并不轻松，美国社会也不是没有争论。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个今天很难复制的条件：政府和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外部威胁的认识比较接近。
人们未必赞成每一项军事行动，却更容易接受一个基本判断——如果不花这笔钱，未来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的全球军事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它依靠军事力量，也依靠一套能够让国内社会接受长期投入的政治共识。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习惯了低成本维持霸权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却没有像一些人预想的那样退出全球事务。
相反，华盛顿继续维持海外军事基地，保留北约，并在亚洲加强与盟友的安全合作。
变化在于，美国不再需要像冷战高峰时期那样投入资源。
1990年代，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美国暂时没有遇到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1999年，美国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降至约3%，但它的全球军事存在依然遍布多个地区。
这是一种相当有吸引力的安排：美国继续享有全球主导地位带来的影响力，却不必让普通民众承担冷战时期那样沉重的成本。
韦特海姆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霸权”。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让美国再次感受到直接威胁。袭击发生后不久，77%的受访者支持对恐怖分子进行军事报复，即使这意味着重新实行征兵制。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相继打响，美国也重新投入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布什政府没有要求整个社会为战争进行全面动员。美军继续实行志愿兵役制，战争开支通过借债筹集，政府同时实施减税。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战争并没有直接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成本没有消失，只是被推迟、分散了。
阿富汗战争持续近20年，伊拉克战争也没有换来美国最初期待的稳定秩序。随着伤亡增加，战争目标越来越难以兑现，国内的支持开始松动。
2006年中期选举，伊拉克战争引发的不满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因素。到了2007年，认为美国国防开支过高的受访者比例，已经超过认为支出适当的人。
美国人开始重新计算这笔账。
这并不难理解。恐怖袭击发生后，军事报复有明确的目标；可当战争持续多年，政府却无法说明什么时候结束、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民众就会追问，为什么还要继续花钱、继续牺牲。
韦特海姆认为，反恐战争始终没有像冷战那样深入美国社会。它没有带来同等规模的全民动员，也没有形成持续数十年的共同威胁认知。随着恐怖主义威胁在公众视野中逐渐淡化，美国政治又回到了冷战结束后的状态：民众希望政府少管海外事务，多处理国内问题。
此后，无论特朗普还是奥巴马，都曾以减少海外战争、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政治诉求。
这也解释了今天美国的一个矛盾：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越来越强调大国竞争的紧迫性，但这种紧迫感并没有在美国社会中形成同等程度的共识。
中国崛起之后，美国必须重新计算这笔账
如今，美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已经很难与1990年代相比。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发展，美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维持印太地区的军事优势；俄罗斯与西方的长期对抗牵动欧洲安全，中东局势也可能持续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曾建议，扩大军队规模和作战能力，使美国能够应对亚洲、欧洲和中东多个地区的长期冲突。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甚至主张，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5%左右。
这些主张背后有真实的战略焦虑。问题在于，扩大军事力量需要钱，而这笔钱最终必须通过预算、税收、举债和支出调整来解决。
特朗普政府的2027财年预算请求，就是一个具体例子。
按照白宫公布的方案，国防相关预算资源合计约1.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约1.1万亿美元的国防部基础可自由支配预算，以及3500亿美元的额外强制性支出请求。与此同时，政府还计划削减约10%的非国防可自由支配开支。
这意味着，政府希望把更多资源投向军事领域，同时压缩其他领域的支出。不过，预算方案仍需国会审议，最终结果可能与白宫的设想不同。
国防开支该不该增加，美国国内当然可以争论。但有一点无法回避：如果美国要同时维持多个地区的军事承诺，就必须解释新增成本由谁承担。
继续举债，会增加未来的财政负担；削减国内项目，会影响依赖这些服务的家庭；提高税收，则可能遭到选民和企业反对。至于扩大征兵、接受更多美军伤亡，政治代价可能更高。
这也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面临的现实约束。
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武器、情报和后勤支持，也可以通过军事部署和经济制裁影响局势。但如果冲突升级到美军直接参战的程度，华盛顿就必须考虑战争成本、人员伤亡、经济冲击，以及局势是否可能进一步升级。
美国有能力采取某种行动，不等于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这样做。具体决定取决于当时的军事态势、总统判断、国会态度和公众对威胁的认知。
韦特海姆没有断言美国必然退出全球竞争。他讨论的是另一种可能：当维持全球主导地位越来越昂贵，而国内社会又不愿意承担相应成本时，美国可能不得不重新安排自己的海外承诺。
一种情况是，重大外部危机改变了美国人的判断，让他们重新接受高昂的军事投入；另一种情况是，美国逐步缩减部分海外任务，集中资源保护最重要的战略利益。
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折中方式：美国继续维持主要同盟，但要求欧洲、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防务开支和军事责任。
这种调整不会一帆风顺。盟友未必能迅速补上美国留下的缺口，竞争对手也可能利用调整期扩大影响力。美国如果收缩得太快，可能付出新的战略代价；如果继续扩大承诺，却无法获得国内支持，同样会面临风险。
所以，美国未来未必会突然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但它可能越来越在意每一项承诺到底值不值得。
冷战时期，美国人愿意承担高昂成本，是因为他们相信苏联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又习惯了用相对有限的代价维持全球影响力。
今天，这两种条件都在变化。
美国依然有能力维持庞大的军事体系，却不能仅凭军事实力，就保证每一次海外承诺都能得到国内支持。
未来真正影响美国全球地位的，除了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的实力，还有美国自己的选民、国会和财政状况。
世界警察这份工作，美国当然还做得起一段时间。但如果华盛顿想继续扩大职责，就得回答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当海外承诺与国内生活发生冲突时，美国人究竟愿意把钱花在哪里？
这笔账算不清，美国的全球战略就很难一直按照华盛顿的设想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