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I 梁孙逸
报道 I《亚洲周刊》2026年第43期
《亚洲周刊》2026年第43期封面专题
-新加坡大马烟霾之痛-
尼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霾，据印尼基础与中等教育部统计，截至9月2日已迫使境内6个省份12874所学校转为远端线上教学，约143万名学生被迫居家学习。此后教育部未再发布更新的全国汇总，各地停课与复课转为按空气质量即时调整。
印尼交通部资料显示，自8月11日至10月17日，全国共有2458趟国内定期航班受到烟霾影响。
健康方面，印尼卫生部通报，截至10月12日，受烟霾影响地区累计记录急性呼吸道感染27万7075例，其中62400例为五岁及以下儿童。
学校停课、机场关闭及民众咳嗽，只是烟霾「年年到访」最容易被看见的症状。真正需要追问的是：
为什么印尼的林火烟霾会在年复一年的旱季中持续复发，以至于远端教学、航班中断与呼吸道病例激增不再被当作突发灾害，而沦为一种「年度惯例」。
印尼雅加达的空气受烟霾污染：民众也受到烟霾影响
据独立森林监测平台 Nusantara Atlas 统计，截至十月十九日，印尼过火土地已达将近一百九十万公顷，大片泥炭地与林地化为焦土。
但面积只描述了结果；要解释烟霾为何年年复发，必须拆解两个核心问题：什么在燃烧？以及谁点燃了它？
就天灾而言，泥炭地天然是「慢火燃料」。
印尼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热带泥炭地，这些泥炭由数千年未完全分解的植物残体，在积水缺氧环境中堆积而成，自然状态下饱含水份，不易起火。
然而一旦变干，火焰便可钻入地下转为阴燃：低温、无明火，却能在地表之下持续燃烧数周甚至数月，常规洒水难以扑灭。
泥炭火虽仅占印尼野火总数不到三分之一，却产生了绝大部分烟霾——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研究指出，其产生的细悬浮微粒（PM2.5）是其他热带森林火灾的三倍，二氧化硫则是五倍。
NASA卫星分析图：印尼、大马一带空气污染严重
太平洋和印度洋同时出现的气候异常，导致印尼严重缺水、旱季延长。然而，真正让气候异常转化为大规模烟霾的，是早已被人为排干的泥炭地：运河网络抽走了泥炭层的最后一道水分防线，旱季只是将缺口彻底暴露。简言之：天灾点燃了引信，但人祸早已备好了火药。
出于贪婪而烧芭
就人祸而言，诸多棕榈树开发公司为了种植高价值植物及树木，选择以低成本方式清理森林土地，直接烧芭。这并非单纯的「落后习惯」，而是经过成本算计的结果。
印尼泥炭地已被总长约285000公里的运河网络切割、排水，进而干涸，排水后的泥炭地极度易燃。而真正让火年年落下的，是一组简单到近乎粗暴的数字。
在印尼，用火清理1公顷土地的成本约3至5美元；若用机械清地，则需150至180美元——机械清地的代价是烧芭的30至60倍。
另1项学术研究的估算更为直观：烧芭成本约每公顷200美元，机械约595美元；而将1公顷林地转为油棕种植园，净现值可达3835至9630美元。一端是低到可以忽略的清地成本，另一端是极高的土地转化收益，这促使众多棕榈油开发企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低成本开垦。
到了今年，警方截至10月13日已将9家企业和223名个人列为林火案件嫌疑人。但被列为嫌疑人与最终被法院定罪之间隔着漫长的距离。长期追踪印尼林火执法的独立组织Jikalahari统计，自2015年至2024年，至少有13家企业因火灾相关违规被法院认定有罪。
企业收到的信号很明确：烧比不烧便宜，被抓的代价也低于放弃烧芭、改用机械清地所增加的成本。
印尼禁令失效四大原因
印尼不缺禁令，也不缺灭火力量，但防线却在四个机制上原地打转。
其一，产权模糊与选择性执法。
森林地权是一幅由特许权、社区用地、保护区和权属不清的国有林交织而成的拼图。火势常从小农或村庄地界蔓延至特许区，极难证明哪家企业从中受益。执法的重压往往落在缺乏法律资源与政治关系的小农身上，而制造清地需求的企业却受到庇护。发展经济学研究平台 VoxDev 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在烧，被法办与追责的概率微乎其微。
其二，地方分权削弱中央管制。
二零零四年印尼通过地方自治法令，将许可审批与执法权下放至省县。地方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种植园、木材和采矿许可，扩大土地转化直接符合地方利益。「中央有政策，地方有对策」：雅加达发布禁烧令，县长却核发开发许可，下一场火因此不可避免。
其三，腐败侵蚀救灾机构本身。
今年十月，印尼肃贪委员会在国家抗灾署（BNPB）查出应急资金贪腐，负责人苏哈延托的胞弟兼幕僚被列为嫌疑人；苏哈延托在调查压力下被撤换。被追回的部分资金，正是拨付用于应对森林大火的公款。这意味着印尼政府并非没有拨款救灾，而是救命钱在执行过程中被层层贪墨。
印尼官员沙甘达：言论激怒大马、新加坡
其四，政治意愿不足，否认比改革便宜。
普拉波沃政府一度将烟霾主要描述为自然因素所致，普拉波沃本人并以「六百三十九公顷正在扑救」来证明问题已获控制，两天后相关部门才不得不澄清，那仅是消防员正在作业的面积。
政府传播办公室负责人沙赫甘达・奈因戈兰（Syahganda Nainggolan）更发表「我们不只送烟，没烟时还送氧气」的轻慢言论，激怒邻国。
面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出的援助，印尼一度以「我们还能处理」为由拒绝，且迟迟不公开道歉。
新加坡居民出行：口罩成為标配
直到十月十六日，外界持续施压之后，普拉波沃政府才表示愿意接受外国援助，但仍拒绝将此次森林大火列为国家灾难。
烧芭：低成本清理森林土地，也造成火灾
烟霾年年回来、印尼年年道歉、邻国年年咳嗽，不是因为印尼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而是因为当权者的轻视。
过去数月，当加里曼丹的学校停课、廖内的机场关闭、占碑的儿童呼吸道病例翻倍时，首都雅加达的官员仍可宣称是「自然现象」，拒绝宣布国家灾难，理由很简单：烟霾还没有飘到他们头顶。
十月十六日，这个前提开始松动。卫星图像显示，加里曼丹林火产生的烟霾已扩散至雅加达、万丹和西爪哇上空。
雅加达市中心科马约兰区的 PM2.5 浓度飙升至每立方米六十七点五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现行二十四小时准则值（十五微克）的四点五倍——部分外媒此前因混淆新旧标准而误报为「十一点四倍」，但即便以正确的基准衡量，污染程度也已触目惊心。
印尼中加里曼丹省首府帕朗卡拉亞：煙霾之下，城市彷彿罩上灰黃色面紗
多个监测站的AQI同步飙升至一百五十三的不健康水准。这股刺鼻的烟味，终于可能撼动首都官员的心态与政治意愿。
政治姿态随之出现可观察的位移。此前拒绝马新两国援助提议的普拉波沃政府，在烟霾笼罩雅加达之际，才同意接受邻国援助。
雅加达只是摆姿态
换言之，雅加达被烟霾触及，迫使政府调整应急姿态，却尚未迫使其改变问责结构。民众对林火与烟霾的愤怒正从灾区向首都汇聚，政治中心感受到痛楚，或成问责的起点。
但只要雅加达总统府仍拒绝将危机定性为需要究责的国家灾难，这个起点永远停留在姿态层面。
在真正拨云见日之前，那一百四十三万名被迫居家学习的学生只能面对屏幕的微光，强忍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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