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2026年10月14日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举办了第十七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线上读书会。本次读书会围绕万志英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一书展开研讨，顾展鹏同学担任主讲人，宋博文同学担任主持人，所揽月同学和张玲同学担任与谈人，民俗学专业多名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线上交流研讨。
一、主讲环节
顾展鹏同学主要从三个部分来展开对这本书的分享，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书中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的内容，讨论先秦至宋代中国人的信仰特征；第二部分涉及书中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的内容，展示五通神形象的建构与演变；第三部分主要围绕书第七章的内容展开，讨论财神与中国人的财富观念。
（一）中国古代信仰体系的几个特征
1.从商代至汉代：祖先崇拜与神灵观念的演变
商代人信仰的至高神是“帝”，也称上帝或天帝。商王及高级贵族相信，祖先死后能够陪伴在帝的左右，因此生者可以通过与祖先沟通，间接实现与帝的联系。作者万志英认为，汉代以后，亡者逐渐成为神明审判与惩罚的对象，由此改变了生者与祖先之间的关系：后人对祖先的态度，开始更多地包含同情，而不再只有恐惧。但人们对祖先的态度始终具有两面性：既希望祖先保佑后代，又担心祖先可能带来灾祸。
佛教业报观念的传入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佛教所讲的业报，原本主要作用于个体自身，即行善积福能够带来相应的福报，甚至影响来世。但这一观念进入中国社会后，逐渐与家族观念相结合：祖先积累的福德可以惠及后代，个人积累的福德也能够泽被子孙。由此，福报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而是形成了贯穿祖先、个人与后代的延续性关系，对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2.以现实福祉为导向的信仰原则
中国传统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个人和家族的福祉为核心，可概括为一种“幸福主义”或实用主义取向。人们选择信奉何种神灵，往往与其能否满足现实需求、带来实际福报密切相关，而不一定源于对某种崇高精神目标的追求。
蒲慕州在《追寻一己之福》中讨论了汉代的信仰观念。顾展鹏援引其中的观点指出，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根本目标之一，是为个人与家族谋求福祉。只要某种信仰被认为能够带来福报，人们便可能积极参与其中，甚至通过祭祀等实践来表达对神灵的虔诚。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仰的表达往往更多体现在祭祀、供奉等仪式行为中，而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品性或内在精神状态。汉学家华琛对此有所讨论，甚至将中国信仰概括为一种具有鲜明仪式性特征的信仰，认为仪式实践相较于内在的心灵信仰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一判断本身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它提示我们，理解中国民间信仰，不能只关注人们相信什么，还应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具体的仪式与神灵建立关系。
3.宋代神灵体系的标准化与地方信仰的扩张
宋代统治者试图建立一套标准化、具有等级秩序的神灵体系，而这一过程也推动了地方性信仰的扩张。不同神灵可能被官方授予侯、公、王乃至大帝等封号，从而形成一套具有等级差异的神灵体系。随着官方认可的介入，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小神祇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地方庙宇得以扩建，信仰也可能随着人口流动而传播。官员升迁、商人往来等社会活动，都可能成为地方信仰向外扩散的途径，使其逐渐从区域性信仰发展为跨地域乃至全国性的信仰。
五通神与山魈原本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其信仰范围相对有限。但在宋代神灵体系逐步整合、官方敕封与地方信仰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这类神灵也开始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并逐渐走上身份升格与信仰扩张的道路。这一历史背景，为理解五通神此后从地方性神灵向更广泛的信仰对象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 五通神形象的建构与演变
1.五通神的早期形象与信仰起源
五通神的早期形象与山魈等南方精怪传统密切相关。山魈可能以狒狒、猿猴等动物为原型，同时融入了中原人对南方山林土著居民的想象，是兼具动物、精怪与边缘人群特征的复合形象。
关于五通神信仰的起源，书中将其与鄱阳湖盆地、赣江流域的山魈传统联系起来，其中德兴、婺源等地是其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区域。德兴一带曾流传五通神显灵、指示银矿位置的故事，也是五通神较早与财富发生关联的记载之一。
2.五通神信仰的传播与正统化
在德兴的早期传说外，婺源在五通神信仰的后续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地传说，早在唐末，五通神便已在婺源显灵，其职能与驱除瘟疫、救治疾病及保护地方社会密切相关。
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朝廷对地方神灵信仰的整合，五通神逐渐获得官方认可，并开始以“五显神”等名义进入更为规范的神灵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五显神与五通神并非自此彻底分离。尽管获得官方认可的五显神更多体现为护佑地方的正神，而部分民间叙事仍将五通神（山魈）视为具有危险性的邪灵，但两者在名称、形象与信仰实践中长期存在交织关系。这也说明，官方敕封并未完全消除五通神原有的邪异属性，而是在既有信仰基础上赋予其新的身份与意义。
3.五通神信仰的地域扩张与形象融合
伴随人口流动与宗教传播，五通神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至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并在不同地方形成新的神灵名称、形象与祭祀传统。
南京、苏州地区的相关信仰，与婺源僧人的传播活动存在密切联系。南宋时期，苏州僧人曾从婺源迎请神像，推动五显信仰在当地发展。此后，苏州又出现了供奉华光菩萨的殿阁，反映出五显信仰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宗教传统相互融合。
至13世纪，苏州等地的五显信仰已较为兴盛，相关祭祀与庙会活动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宗教实践。明初，朱元璋还曾在南京修建五显神祠，表明这一信仰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官方认可度。至明末清初，苏州木渎镇的相关祭祀与庙会活动也颇具影响力。
杭州则是五通、五显信仰传播的另一重要中心。当地出现了五圣庙及“五圣”这一称谓。宋元时期，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以后，杭州逐渐成为五显信仰的重要传播中心。至清代，五圣信仰进一步扩展至杭嘉湖及苏南部分地区，“五圣”也逐渐成为浙北、苏南一带较为常见的称谓。
与此同时，相关信仰还沿着杭州、苏州至常州等地的传播路径不断发展，并逐渐出现“五路神”等名称，为其后来与财神信仰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三）"五通神"作为财神以及中国人的财富观念
1.从求财仪式到财富观念的转变
随着五通神逐渐被视作偏财之神，江南地区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求财仪式，苏州上方山的五圣庙（五显灵顺庙）信仰尤为典型。当地信众，尤以商人群体为代表，会前往庙中向神灵“借阴债”：取象征财富的纸元宝带回家供奉，祈求获得财运。若生意获利，信众便会以更多纸元宝、香烛等祭祀“解钱粮”，作为对神灵的偿还与答谢。这种“借债—获利—还愿”的仪式，将人与神灵的关系转化为带有契约交换色彩的互动，体现出民间信仰鲜明的现实功利取向。
在作者看来，五通神由邪神向财神的转变，与中国社会对财富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传统社会长期存在“义利之辨”，人们对财富既有追求，也有戒惧，尤其对突然而来的巨额财富，往往抱有不安与怀疑。五通神兼具赐财与作祟能力的双重形象，恰好折射出这种矛盾心理：财富既能改善生活，也可能伴随道德风险与家庭危机。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日益活跃，财富逐渐获得更为正面的社会意义。财运、财命等观念的流行，使财富被视为与寿命、功名等相似的人生福祉。由此，求财逐渐成为正当的生活诉求，财神信仰也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
2.从五通神到五路财神：神灵形象的重塑
随着五通神的赐财职能不断强化，其形象逐渐摆脱早期山魈、精怪的特征，并与更广泛的财神信仰体系发生融合。
宋代前后，五通神已经在某些地方传说中表现出与财富相关的能力，例如早期指示银矿的故事，但当时赐财尚未成为其最主要的神格特征。直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江南商品经济发展、求财活动日益普遍的背景下，五通神才逐渐成为重要的财富神灵。
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为神灵职能的调整，也反映在形象的重塑上。早期五通神常以半人半兽、形态怪异的面貌出现，而后来的财神形象则逐渐趋于端庄、威严和吉祥。随着不同财神传统相互融合，五路财神的形象也逐渐发展并趋于定型。
这一过程也回应了本书的核心问题：神与魔之间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界限，其身份和意义往往随着历史环境、区域社会和信仰实践而不断发生变化。
二、与谈环节
（一） 所揽月同学
所揽月认为，本书值得讨论之处，在于梳理民间文化中主流与边缘的互动及其历史变迁。作者借五通神身份与评价的变化，呈现其如何从令人畏惧的形象逐步获得新评价，这也是民俗学关注的民俗事象获得新身份与新解释的一个案例。顾展鹏的分享让她想到，民间对财富的态度常兼有期待与风险意识。主流与边缘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民间文化具有现实性，也常与生活经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她还提出，五通神相关民俗文化的传播或可与明清江南市场经济发展联系来考察。总之，民俗事象的意义会在社会变迁和现实需求中被重新理解，因此研究需要追问其社会条件与时代变化。
（二） 张玲同学
张玲首先认为，作者从“左道”切入，考察中国信俗文化中的神魔观念，体现了汉学研究一种颇具特色的思路。不过，这也引发了她对书名的疑问。在中文语境中，“左道”本身带有一定的贬义和价值判断，而《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这一书名，容易让人产生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魔观念整体上都与“左道”相关的印象。其次，本书试图从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提炼基本取向。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中国宗教文化形成了一套通过求福、避邪来协调人与神灵世界关系的实践方案。但她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认为这一概括或许还不足以涵盖中国宗教文化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她仍认为，本书以五通神为切入点，考察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灵关系与正统、异端之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思路。若能在概念界定、理论论证与研究范围上进一步完善，相关讨论或许能够为理解中国宗教文化的复杂性提供更充分的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学科将继续通过此类读书会，搭建开放、思辨的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敬请期待后续系列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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