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时在延安的谢觉哉重读历史文献，感怀长征史事，成诗一首：“重读《长征记》两函，雪山草地旧曾谙。索桥抢渡悬崖扑，多少英雄血未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为此诗作注：“‘长征记’材料上下两册，回忆抢乌江、抢娄山关、抢泸定桥、抢安顺场渡口、抢腊子口等英雄事迹，殊怆恸。”
“‘长征记’材料上下两册”，指的便是《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这部在长征学术史上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1936年8月5日，为出版《长征记》进行集体创作征稿事，毛泽东、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征文，强调“事关重要，切勿忽视”。至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1937年2月，该书编辑完成，定名为《二万五千里》，收录100篇回忆文章及歌曲、战斗英雄名录、表格等，共计30余万字，其中一部誊清稿本被带往上海准备出版（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1942年11月，总政治部宣传部依据留在延安的稿本将此书作为内部资料排印，并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上下2册）。几十年来，《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记》）因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记录中央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是传世的最原始的长征记录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献从问世背景到传播路径，从作者群体到文本内容，都有深深的上海烙印，展现了一部奇书与一座名城的多维历史因缘，也呈示了红色文献传播的丰富历史面相。
问世·上海之助力
关于集体创作《长征记》的缘起和背景，据编者所写的《关于编辑的经过》可知，早在1936年春，中共中央就有了编写《长征记》的计划，原准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因故延宕到8月尚无实质性进展，于是改为发动征稿和集体创作的方式。
之所以要在1936年8月这个时间点改变原定写作计划并发出征文启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并未提及，但在毛泽东和杨尚昆发出的关于征文的信函和电报中都委婉而明确地提到了。在发给参加长征同志的征稿信函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在向各部队发出的征稿电报中又写道：“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这个“极好机会”与一位外国记者的到访直接相关，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并长期在中国工作。上海是他1928年来华工作的第一站，也是1936年进入苏区的策源地。1936年4月，已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的斯诺专程赶往上海，拜会他的重要引路人宋庆龄，希望能为他访问苏区提供帮助，宋庆龄答应了请求。不久，宋庆龄接到中共中央电报，“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她推荐了最为信赖的斯诺和乔治·海德（马海德），为他们顺利进入苏区作了精心安排，并委托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负责护送。6月，斯诺和马海德经西安秘密进入陕北，于7月8日在安塞县白家坪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还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苏区考察日程表。7月13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志丹），毛泽东多次与他长谈。随后他又前往陕甘宁苏区的红军前线部队，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搜集了大量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10月底回到北平后，斯诺依据在苏区近4个月的采访，创作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斯诺在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交流中，可能提出了在国际上宣传红军长征英雄事迹并募捐抗日经费的问题，这也成为《长征记》集体创作的重要缘起。当时在抗大学习的童小鹏，在日记中记载了杨尚昆和陆定一动员大家写作的情况，“说得大家都‘义不容辞’，我也决心写，以回答他的号召与这样深刻的鼓动与热心”。征文和发动的效果非常明显，仅童小鹏一人就写了7篇征文。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其一，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希望有公道的记者前来考察苏区实况和宣传抗日主张，在北平的斯诺则渴望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进入苏区了解和宣传真相，上海则成为这次“双向奔赴”的枢纽之地。其二，编写《长征记》是既定计划，但前期进展缓慢，斯诺的到来为推进这一计划带来转机，事实上起到了调整方向、加快进度的作用。上海与《长征记》由此结下关键的历史因缘。
作者·上海之渊源
《长征记》的征文对象是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和各部队首长及师团干部。征文函电发出之后成效如何，主事者一开始并无很大把握，《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写道：“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枪林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没有敢说有把握的确信。”“然而到了九月中旬，有信的氛围起来了，开始接到来稿。总之此稿子，是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兴奋，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到1936年10月底，共收到来稿200篇以上，涉及作者100多人，“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笔者据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对收录文献和作者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正文前的《二万五千里目录》所列共110篇回忆文章，其中冯文彬的《朱总司令炒肚子》系误将前一篇《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最后一节单列成篇，因此实际为109篇。此外有10首歌曲、2篇战斗英雄名录、1篇《大渡河畔战斗缴获》、4张表格、1篇《长征大事记》，如果再算上《关于编辑的经过》和《二万五千里目录》，实际共有128篇存目文献。稿本正文中除去缺失的篇目，实际共有112篇文献（其中回忆文章94篇），除2篇战斗英雄名录作者不详外，其余文献共涉及43位作者（含合作者）。
笔者逐一分析考察这43位作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作者中虽然没有上海籍人士，但其中许多人都在长征前与上海有着极为深厚而直接的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包括几类。一是曾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和进行地下斗争者，如李富春、张爱萍、彭雪枫、冯雪峰、谢觉哉、周士第、徐特立等。二是曾短暂到上海寻找组织、受领任务、参加会议、接受培训者，如董必武、张云逸、郭滴人、王首道、曾三、贾拓夫等。三是曾在上海生活求学者，如黄镇、何涤宙、李治等。四是兼有前述两种以上情况者，如陆定一、陈明、徐梦秋、李一氓、冯文彬、李伯钊等。以上合计22人，占43位作者的一半以上；这22位作者合计写作（编制）文献达60篇，同样占全书112篇文献总数的一半以上。以此观之，《二万五千里》的“含沪量”可以说相当之高。
“比例高”之外，还有“贡献大”。与上海素有渊源的这些作者，基本上都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或文化水平较高的那部分，因此不但稿件数量多，质量也高。比如张爱萍，一共写了20篇稿子（《二万五千里》中收录10篇，另有10篇存目而正文缺失），是目前所知撰稿数量最多的。比如冯雪峰，在书中以“曙霞”的笔名提供了《小茅屋》《渡金沙江》2首诗歌和《通过草地》1篇文章，而书后所附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4份重要表格经考订也是由他所编制的。再比如，目前可以明确的核心编辑人员主要有徐梦秋、丁玲、成仿吾、徐特立等，无一例外都与上海有深厚渊源。
文本·上海之情结
长征路上，固然有穿越枪林弹雨、突破围追堵截的战斗场景，也有敌情暂时解除、战友欢言笑语的安闲时刻。李富春的《夜行记》中，就生动描绘了这样的时刻：
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激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托夫（按：即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
这个“牛皮公司”，陆定一、刘英等许多长征亲历者的回忆中都曾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牛皮公司”成员，也都是有上海渊源的人。大上海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赋予了当年这些“新上海人”乐观顽强、豁达坚韧的精神特质，不但使他们笃定走过了一段至为艰难的行程和岁月，也在追忆中和文字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上海元素。
周士第的《吃冰琪林》（按：遵循原稿写法），描述了上干队的同志们在翻越打鼓雪山时，以漱口杯挖雪再放上糖精当作冰淇淋吃的趣事：
“我这杯冰琪林，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我说。
“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陈赓同志说。
“安乐园给你多少宣传费？”我给陈赓同志一棒。
“冠生园的广告费，一年也花得不少！”陈赓同志暗中回一枪。
“你们如在上海争论，我愿做评判员，这里找不到事实证明，结论不好做，这个结论留给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毕士梯同志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争论。
这其中的幽默味道，恐怕只有他们这些在上海工作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吧。《二万五千里》中，不少回忆文章都在细节处提到上海，或用上海的情形来作类比，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革命者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上海情结。比如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中，由“遵义的摩登女子”联想到，“同画报上比比上海的摩登女子，摩登程度至少相差十年”。比如贾拓夫在《瓦布梁子》中记述当地“藏民所居房屋”，“远望去有如上海之洋楼”。比如徐梦秋的《松潘的西北》中，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老上海”之比拟：“如果说在上海呆得时间久点的人，可以称作‘老上海’，那么，‘老毛儿盖’我是可以当之无愧了。因为我是随先头团最先到达毛儿盖，又是跟最后的掩护梯队离开它的。以时间计算，在那里足足呆了五十天。”
传播·上海之贡献
如前所述，《二万五千里》从征文开始，就有明确目标，即在国内外出版发行，扩大红军的影响，并进行抗日募捐。首选的考虑当然是交给斯诺带到国外去出版。但1936年10月斯诺离开苏区返回北平时，《二万五千里》的征文还在汇总编辑中，还无法将定稿交给他。不过斯诺在苏区采访期间已经看到了部分征文，离开苏区时也带走了一部分资料，这些都成为他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重要素材。
事实上，早在斯诺的著作在国外出版以及再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翻译出版之前，以《二万五千里》为重要来源的长征故事传播就已开始，而上海这一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出版中心，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7年7月5日，在上海发行的《逸经》杂志第3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长文，作者署名“幽谷”；其后又在7月20日出版的第34期刊发了其连载之续篇。经过比对可以发现，该文的内容主要来自《二万五千里》中的相关篇章，而续篇的内容即“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则与《二万五千里》中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基本相同。这位“幽谷”是谁？这篇《西引记》又是如何写成的？其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世人对此一直无从知晓，直到20世纪90年代，谜团才被揭开。原来，“幽谷”就是护送斯诺和马海德进入苏区的地下党员董健吾，他所依据的材料，正是潘汉年借给他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当时董健吾的老朋友也是《逸经》杂志的负责人简又文向他约稿，潘汉年得知后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遂把上海党组织的这套材料借给他使用，待其文章写完后又将材料取回。《西引记》发表后果然引发轰动，国民党当局则企图兴师问罪，幸亏简又文与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相熟，才得以平息风波。
那么，这套珍贵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又是如何来到上海的呢？此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近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原始档案的披露，事实真相也浮出水面。1937年2月《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编辑定稿后，编辑委员会组织力量进行誊清复写，形成了几部誊清稿本（当时一说为24部，揆诸情理和史实，可能性不大）。其中一部于1937年3月由回延安汇报工作的冯雪峰带回上海，准备在上海出版。其后由于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等原因，出版计划被搁置。同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前，把这部稿本连同原由鲁迅交给他的方志敏手稿等，一起交给了他的挚友、党外人士谢澹如保管，其后这部珍贵的稿本就一直由其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谢澹如出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1962年他逝世后，其家属将誊清稿本交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至今。
《二万五千里》当时虽未能在上海出版，但其部分内容以及《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先后在上海以多种形式广泛传播，持续产生影响。1937年7月15日的《月报》曾以《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转载了“幽谷”的长文，其后在上海出版的《今日的红军》《第八路军行军记1·长征时代》《从江西到陕北——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图书，均以“幽谷”的长文为重要章节，同时兼采《二万五千里》中的相关内容。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协助配合下，以较高精度对全书拍摄制版，将其影印出版，后又于2018年再版并多次重印，使这部珍贵的文献重现风貌，对推动长征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存世极少，1937年版的延安稿本下落不明，当年征文所得的手稿更已无从查找，所以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的1937年版誊清稿本已成为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一文献的最早版本，其价值自不待言。
1937年底冯雪峰将《二万五千里》交给谢澹如后离开上海后，回到浙江义乌老家潜心创作了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可惜这部饱含其心血的作品手稿在战乱中不幸丢失。但他亲自带到上海的《二万五千里》还在，他亲笔撰写的长征诗文还在，他亲手编制的长征表格还在。在《二万五千里》中，他的署名是“曙霞”。曙光终现，霞彩满天。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