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山东孟良崮，华东野战军刚结束战斗，阵地上出现了一个棘手问题：被俘人员怎么处置。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遭到重创，大批官兵失去战斗能力。对解放军来说，放走不妥，关押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何把俘虏变成能够共同作战的士兵，考验着部队的组织能力。
当时不少解放军战士出身农民，入伍时间不长，武器使用和战术训练并不系统。被俘人员中，却有一批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炮兵、机枪手和通信兵。他们曾经是对手，甚至刚在战场上交过火，但战争环境很快把双方推到了新的位置。
解放军没有简单地把俘虏当作普通劳力使用，而是实行教育、审查、训练和自愿参军相结合的办法。愿意留下的人，经过登记和思想教育，可以编入部队；不愿参军者，则按政策处理。干部反复强调，俘虏兵不是天然可靠，也不是永远不可靠，关键要看其实际表现。
这套办法并非一开始就十分顺利。老兵对新来者有戒心，俘虏兵也担心受到歧视，双方吃饭、住宿、训练，处处可能发生摩擦。有的连队便安排老战士和俘虏兵同班作业，同住一个铺位，在日常相处中观察，也在实际行动中建立信任。
真正改变许多人态度的，不是几句口号，而是亲眼看见的生活变化。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后，一些士兵收到家书，得知家里分到了土地，父母不再被催租，心里的顾虑明显减少。过去当兵，往往是为了躲避抓壮丁或养家糊口；此时，他们第一次感到，手中的枪与自己的家人有了直接关系。
诉苦教育也发挥了作用。农民战士讲述家中失地、挨饿和被逼服役的经历，俘虏兵听到这些话，并不陌生。国民党军队中大量士兵同样来自农村，他们穿上军装，却没有改变贫困处境。有人低声说：“大家都是穷苦人，何必替别人拼命？”这种朴素的判断，比抽象说教更容易打动人。
军队内部的相处方式，同样影响着俘虏兵的选择。解放军实行官兵一致，干部和士兵一起行军、吃饭，作战分配也有相应制度。新加入的人未必立刻信服，但能从一顿饭、一双鞋、一次伤员救治中看出差别。待遇不一定优厚，尊重却是实实在在的。
到了淮海战役，解放军接收的国民党官兵数量大幅增加。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都面临补充兵员、训练骨干的问题。部分俘虏兵熟悉炮兵、工兵、通信和驾驶技术，经过甄别后被安排到相应岗位。有人从炮手做起，有人担任教员，也有人在战斗中逐渐成为班排骨干。
这种安排并不意味着一律重用。曾经担任重要职务、身份复杂或有严重罪行的人，需要经过更严格审查；普通士兵则更多依据战场表现和群众评价来决定去留。解放军看重的，是能否服从纪律、是否愿意作战，以及能不能和群众、战友相处。
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诚和被俘的情况增多，人民解放军规模随之迅速扩大。按照当时一些统计口径，到1950年前后，解放军约有500万人，其中相当数量来自原国民党军队。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兵员数量的变化，更是一次军队归属和政治立场的转变。
蒋介石对此难以接受，曾以“用我训练的兵来打我”一类的话表达愤怒。可军事训练只能教会士兵如何射击、行军和服从命令，不能决定士兵究竟为谁而战。许多原国民党士兵后来选择加入解放军，并非因为忘记了旧日经历，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新的纪律、新的生活安排，也看到了家乡发生的变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有国民党军队经历的官兵又进入新的战场。他们带着旧军队留下的射击和作战经验，也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教育与组织约束。战场上的身份变化，往往就这样发生在一次次集合、行军和冲锋之中。枪械没有改变，握枪的人，却已经换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