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评论员 屈旌
今年8月，刘虹4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家，说新来的老师“踢人可疼了，给我踢了一个大跟头”。监控显示：老师起身快步上前，一脚踢在孩子左腿膝盖下方，孩子瞬间跪倒在地。刘虹报了警，警方立案，一个月后，她却等来一纸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理由是“事发时在幼儿园内部、上学期间”，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适用《教师法》。
同类的事并不少。2023年，广东六年级学生小梁排队时做小动作，被体育老师掌掴，左耳听力极重度聋；重庆五年级学生小林被老师掌掴致轻微伤。报警之后，公安多以“教师法管辖的教育内部事务”为由终止调查或不予治安处罚。家长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往往要耗上一年半载。（据10月21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把老师打学生一律定性为“教育内部事务”，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逻辑，必须明确予以否定。
首先，教师的职务身份不应是法律上的免责牌。教师有教育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不等于可以肆意对孩子进行人身伤害。
教育惩戒之所以合法，在于它符合法定方式、法定程序、法定限度。一旦越过“惩戒”的边界，行为性质就已经从教育管理转为普通人身侵害，而且，身为老师本应关心爱护学生，粗暴对待未成年人严重违背职业道德，凭什么还能因老师的身份就免于法律追责，这显然有失公平。
而且，法律也并未留下“教育内部事务”这样的豁免“口子”。《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没有排除外部追责，规则写得很清楚，给学生身心造成伤害、构成违法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校内的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管的是师德、岗位、资格；治安处罚，管的是人身侵害应付的法律代价，规制对象不同，谈不上重复处理。参与立法调研的任海涛教授也明确表示，《规则》从来不认为体罚属于教育惩戒，更没有排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适用。所谓“内部责任替代外部责任”，是对惩戒规则的扭曲和误读。
第三，必须明确一点，超出正当限度的“惩戒”，其实就是“伤害”。教育惩戒的本质仍是教育，以惩戒为方式、以教育为目的，而不是以造成身体痛苦为目的。一脚把孩子踢跪在地、一耳光打到听力极重度聋，这没有教育的意义，也没有达成纠正的效果，完全就是暴力伤害。既然是伤害，那就该承担什么责任，就要承担什么责任。
第四，将案子留在“内部”极容易形成追责洼地。公安机关以“校园内、上学期间”为由终止调查，相当于是说：老师在学校打孩子，为什么打，怎么打的，打成啥样，都是教育系统的“家务事”。教育系统内部调查的取证强度、刚性程度、权威性，都远不及公安部门，很多时候，学生家长长久奔波，往往连一份权威的“认定”都拿不到。而部分教师打学生的违法成本，也因此大幅度降低。这样的现象一旦成为常态，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如何保障？公众对法治平等的信心如何维护？
从目前的判例来看，这类案件极易引发争议，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对法律的适用也截然不同。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主动介入、有的直接终止调查，同案不同处，根源就在于“内部事务”这把模糊的标尺。标尺不定，家长不安，老师管起学生来，自然也无所适从。
合法适度的惩戒，理应交给学校、教育部门按规则处理。教育一线确实存在“不敢管”的困境，但划清边界并不难：合规惩戒，内部解决；突破红线、造成伤害的体罚，公安部门应介入，该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让学生的人身权益得到周全的保护，依法管教的好老师也能不寒心。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