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宫，钱大钧负伤走下山坡。蒋介石已经失去联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士兵控制了周边道路。这个在蒋介石身边任职多年的将领，手臂还在流血，脑子里反复掠过一个问题：那列原本可以用来转移的火车，为什么没有留在原地？
钱大钧并不是战场上最有名的将领，却长期处在权力中枢。他1893年出生于江苏吴县，早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来投身军界。与许多只懂操练的军人不同，他能写文章，会书法，也喜欢收藏古籍字画。这样的气质，在粗粝的军营中颇为醒目。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钱大钧担任教官，讲授步兵操典、武器使用等课程。他治军不算严厉，讲课却很有条理，偶尔还会引经据典。蒋介石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原因并不只是他懂军事，更因为他办事谨慎，善于揣摩上意。
黄埔时期的师生关系，后来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依附关系。钱大钧跟随蒋介石参与北伐，先后担任参谋、警卫和军事行政方面的职务。蒋介石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执行命令、处理杂务，又不会轻易公开表达异议的人，钱大钧恰好符合这种要求。
他也因此获得了“宠臣”的称呼。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意味着钱大钧始终平步青云。蒋介石用人有一个特点：信任来得快，疑心也来得快。只要出现重大失误，亲信同样要承担责任，甚至比普通部属更难脱身。
西安事变发生时，钱大钧任职于军事委员会系统，随蒋介石前往临潼。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华清宫附近枪声骤起。钱大钧在混乱中负伤，蒋介石则从后山离开，最终被东北军找到。
关于那列火车，后来出现了多种说法。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钱大钧事先调动了临潼车站的专列，使蒋介石在突发情况下少了一条迅速撤离的通道。也有人认为，临潼当时局势复杂，火车调度并非钱大钧一人能够决定，不能把西安事变的结果简单归结为一次车辆安排。
有意思的是，钱大钧本人后来并未完全否认这件事的影响。蒋介石获释后，他受到撤职处理，虽然没有被彻底抛弃，却明显失去了原先的核心地位。蒋介石曾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调车？”钱大钧据说只回答：“当时判断有误。”这句话很短，却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
1937年以后，他重新进入军事行政体系，曾参与航空、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不断扩充空军和机场，相关工程牵涉军费、物资与外援，权力寻租也随之滋生。钱大钧曾因机场建设和经费使用问题受到指责，具体责任虽有争议，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已经难以恢复。
他的私人生活同样引人议论。钱大钧原配欧阳藻丽去世后，欧阳家的妹妹欧阳生丽后来与他结为夫妻，因此有“小姨子续弦”的说法。这个婚姻关系在当时颇受关注，但它与钱大钧仕途起落之间，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存在直接联系。
1949年以后，钱大钧去了台湾，担任过一些顾问性质的职务，晚年主要整理书画和旧藏。他没有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却始终没有离开那段往事。西安事变中的火车、临潼的枪声，以及蒋介石随后对他的处置，成为他一生绕不开的阴影。
据有关回忆，钱大钧病重时曾对欧阳生丽说，自己被撤职的真正原因，可以告诉记者了。只是这句话究竟指向调车失误，还是涉及更复杂的内部争执，始终没有留下完整证词。1982年，钱大钧在台北去世，享年八十九岁。有关他的档案与回忆，至今仍把一个问题留在纸面上：在那场改变历史进程的事变中，个人判断究竟承担了多大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