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纸判决让沉寂多年的中国劳工问题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法官判令日本政府向刘连仁支付2000万日元赔偿。此时，刘连仁已经去世，没能亲自等到这份迟来的裁决。
这场诉讼的起点，却不是法庭，而是一座北海道深山里的土洞。1958年2月8日，猎人夸甜清治在石狩郡一带发现积雪下有个洞穴，清理时，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洞里的人满头长发，面容憔悴，已经很久没有与外界接触。
他就是山东高密人刘连仁。
被发现后，刘连仁一度十分惊恐。他不知道战争早已结束，也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多年。在他的记忆里，离开矿场意味着被追捕，走下山也可能重新落入监工手中。警察赶到时，他仍准备逃走，只是积雪和严寒让他无处可去。
这一幕背后，是一段被强行掩盖的苦难。1944年，日军在山东沦陷区展开抓捕青壮年劳工的行动。刘连仁当时31岁，住在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那天，他刚从田里回家，拿了一块熟地瓜，便被叫出门，随后与乡亲一起遭到日伪人员绑走。
他甚至没来得及和怀孕的妻子道别。
被押到青岛后，刘连仁与数百名中国劳工被关押、登记，随后装上一艘货船，运往北海道。长途航行中，劳工被关在船舱底部，食物和饮水都极其有限。抵达后，他们又被押送到雨龙郡沼田村，成为明治矿业相关矿场的劳工。
煤井里的日子，比想象中更残酷。每天劳动超过十小时，缺少安全防护，塌方、透水和伤亡时有发生。饥饿、严寒、疾病轮番袭来，监工稍不满意，便用木棒、铁器殴打。工人没有选择，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医治。
有一次，刘连仁在井下挖出一具尸体。从衣服上的编号，他认出那是熟悉的同乡。几个月前，对方还分给过他一小块苹果，如今却只剩一具冰冷的遗体。这个细节击中了他：再留下去，自己也可能无声无息地死在异国矿井中。
1945年7月31日夜，刘连仁与四名高密乡亲趁看守疏忽，打昏守卫，逃进附近山林。几个人原本约定互相照应，然而搜捕很快展开。有人在下山寻找土豆时被抓，有人没能躲过追捕。不到半个月，五人只剩下刘连仁一人。
他曾想过自尽。草绳断裂后，刘连仁没有再把命交出去，转而钻进更深的山里。这个决定，使他避开了追捕，却也让他开始了长达13年的孤独生活。
山林不是避难所，而是另一座牢笼。没有稳定食物，他只能采野菜、挖土豆，偶尔到海边捡海带。没有火时，食物只能生吃。冬季来临，他在高处挖洞，防止积雪封住洞口。食物不足时，几天只吃一顿，能活下来便算赢。
他捡到过雨伞、针线、军大衣和小刀，这些普通物件在深山中都成了珍贵家当。一次夜宿树上，他下树后遇到黑熊，只能躺在地上装死，直到黑熊离开。还有一次，他捕到一条蛇，在没有火的情况下生吞蛇肉，事后却因腥味和恶心而到河边清洗。
长期不说话，使他的语言能力几乎退化。被带出山后，面对前来接触的人，他只能艰难地说出：“中国，山东，高密，刘连仁。”这几个词，既是身份，也是他十多年未曾中断的归家念头。
1958年4月15日，刘连仁回到中国。抵达天津塘沽码头时，许多人前来迎接。回到山东后，他发现妻子仍在等候，儿子已经长成少年。分别时还是腹中胎儿，再见时已能开口叫父亲，这个家庭承受的时间断裂，远非几句话能够说清。
回国后的刘连仁没有把这段经历埋进个人生活。他多次讲述在日本遭受强迫劳动的经过，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1995年8月12日，82岁的刘连仁赴日本提起诉讼，索赔2000万日元。诉讼持续多年，他于2000年9月2日去世，享年87岁。
儿子刘焕新接过诉讼。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曾作出有利于刘连仁一方的判决，但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推翻原判，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维持驳回结果。那笔2000万日元，最终没有真正落到刘连仁手中。
2016年，三菱方面就中国劳工及遗属问题作出谢罪并给予一定补偿。金额与刘连仁当年主张的数目相差甚远，法律程序也没有改变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结论。对刘连仁而言，真正完成的并非一场获得赔偿的官司，而是把一个普通劳工被掳、逃亡、失踪和求偿的完整事实，留在了公开记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