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四川万源前线，刘从云披着道袍，手握罗盘，成了川军围攻红军的“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面对的不是求签问卦的百姓，而是依山据险、严阵以待的红军。十万左右的川军，就这样交给了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指挥。
刘从云，1883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少年时读过私塾，后来拜江湖术士刘永宽为师，学会测字、相面、占卜等谋生手段。起初，他只在街头摆摊，靠几句模棱两可的话讨生活，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却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法术”。
他在众人面前露出腹部，借助事先准备的手段，让皮肤上出现红线和红珠。红珠似乎能够沿着红线移动，旁边再安排几名“见证者”夸赞灵验。乡民不明其中诀窍，只觉得神异非常。刘从云也由此给自己套上了“仙人下凡”的外衣。
那是一个秩序动荡、知识传播有限的年代。四川军阀混战，地方势力交错，普通人最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兵灾、饥荒和随时可能降临的祸患。刘从云抓住了这种恐惧，宣称劫难将至，只有信奉他的教门才能避祸。
他把测字、扶乩、看相和民间巫术揉在一起，编出一套似是而非的说辞，自称奉天意传道，甚至把自己说成太上老君转世。每逢有人请他驱邪，他便摆坛作法，制造声势。事情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观者愿意相信。
有意思的是，信徒中并不只有贫苦百姓。地方士绅、袍哥头目和一些军政人物，也纷纷与他来往。人们给他起了“刘神仙”的称号，拜门求见者越来越多。刘从云借此积累财富，又把触角伸向军政圈，先后在成都、重庆、万县等地设立据点。
四川军阀刘湘也曾对他颇为看重，甚至为他修建居所，尊其为军师。刘从云的身份于是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一个江湖术士，而成了能够影响军政人物的特殊角色。正是在这种吹捧中，他产生了更大的野心。
他组织门徒训练，组建所谓“模范师”，军官大多从信徒和亲近者中挑选，部队还设有独立机枪营，由其儿子担任营长。官兵平日接受操练，间或举行仪式，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军服、枪械和符咒混在一起，便成了外界口中的“神军”。
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粉碎川军多次进攻。四川军阀不甘失败，发动更大规模的围攻，刘从云被推到前方，挂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负责统率各路部队。名义上，他掌握十万左右兵力；实际上，他既不了解兵力部署，也缺乏战场指挥能力。
出兵前，刘从云没有认真研究地形和敌情，而是照例占卜择日。他曾夸口说：“三十六天之内，必能打下万源。”这句话传到军中，有人已经觉得不安。军队打仗，靠的是后勤、火力、地形和协同，不是罗盘上所谓的吉凶。
红军早已在万源以南布置防线。红九军以及红四军、红三十军部分部队，依托大面山等险要地势构筑堑壕，设置竹签、鹿砦和木障，并准备滚木礌石。防御阵地层层相连，表面看似安静，实际上每一处山口都经过安排。
川军多次发起整团、整旅冲击，红军则利用山高坡陡和工事坚固的条件，以集中火力和近战手段反击。大面山一带尤其惨烈，山下有河流阻隔，山上森林密布，进攻部队难以展开。许世友等红军指挥员依山构筑多道防线，使川军付出巨大伤亡。
战事拖延后，川军内部很快出现动摇。前线电文中充满抱怨，有的军官请求解散残部，士兵逃亡现象也不断增加。与之相反，红军在防守中逐渐掌握主动，并准备转入反攻。
刘从云的“神军”没有等来神迹。红军夜袭青龙观，打开突破口，随后展开穿插包围，川军各部失去联络，原本声势浩大的围攻迅速瓦解。刘从云见势不妙，抛下“委员长”的威风仓皇逃走。战后，川军中要求追究其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强，他也从受人追捧的“神仙”变成了众人指责的对象。
逃往上海后，刘从云又重新操起相面旧业。他换下道袍，穿起狐裘，摆出富贵派头，身边安排弟子记录来客信息。凭借过去的名声和社会关系，他仍能吸引一些富商和显贵登门。可这一次，他已经失去了军阀庇护，昔日那套权势也不可能再复原。
新中国成立后，刘从云没有安分生活。1953年，他潜回四川老家，继续试图发展旧日组织，随即被逮捕归案。法院以其历史问题和现实活动等事实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执行期间，他因病在保外就医过程中死亡。一个靠装神弄鬼攀上军权高位的人，最终没有死在战场，却死于自己无法摆脱的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