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当一个患者双侧瞳孔散大、CT显示大面积脑梗死、被英国医生判定“没救了”的时候，还有奇迹发生的可能吗？
《治疗、康复与面对死亡：系统医学原理》一书中讲述了一位中国姑娘在英国遭遇严重车祸后的救治历程。当地医院三次开颅、CT显示脑组织大面积死亡，医生主张放弃治疗、进行脑死亡鉴定。但本书作者之一赶到英国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给患者指甲施以强疼痛刺激时，她的手微弱地动了一下——这不是去大脑强直的病理反应，而是真正的保护性反射。结合患者原发伤不重、CT显示脑水肿略有减轻，作者判断：还有希望。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作者详细呈现了此后治疗的三个阶段：先建立“维生稳态”，让患者脱离生命危险；再以“促醒”为目标，在尽可能不扰动内稳态的前提下等待康复机制起作用——患者真的在两个月后醒了；最后是漫长的“康复”阶段，作者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原则，拒绝常规的肠梗阻减压术、用蓖麻油代替胃管、用大蒜素对抗真菌感染……每一步都在常规治疗之外，每一次选择都以保护患者脆弱的康复能力为核心。
图 ： 大卫·邦伯格 《 耶路撒冷，遥望斯科普斯山 》
维持、等待和希望：危重患者的医学
文/金观涛 凌峰 鲍遇海 金观源
我们讨论第四类复杂疾病：危重患者的治疗。在抢救危重患者时治疗负反馈和上述三种情况有一根本差别，这就是负反馈调节中的治疗目标不能是固定不变的。在抢救阶段，它既不是治愈，亦不是“与病共存”，而是迅速控制内稳态偏离的不断扩大，斩断稳态崩溃链以防灾变，进而达到“维生稳态”。所谓“维生稳态”是指患者没有实时生命危险的状态。达到“维生稳态”后，进一步选择什么目标，取决于患者状况。它可以是“治愈”，亦可以是“与病共存”或其他。必须指出，无论是“治愈”“康复”还是“与病共存”，都存在不同的等级，治疗目标的设置必须给 出同一目标的不同等级。等级的给出、改变、治疗目标的再设置构成应对第四种复杂疾病的关键，也是系统医学关注的焦点。
下面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荷兰女性，42岁，突发头痛5小时，意识障碍3小时，在当地医院就诊，查CT显示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患者突然出现头痛加剧，心率加快，呼吸减弱，随后出现意识障碍。复查 CT显示蛛网膜下腔出血量增加，遂入院治疗。在急诊室内就对患者进行紧急气管插管，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此时患者已处于深度昏迷。患者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湿啰音。
入院后急诊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显示椎动脉梭形动脉瘤，且小脑后下动脉从动 脉瘤壁上发出。医生原本打算当时就做动脉瘤栓塞术，但此时患者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吸入100％氧气，血氧饱和度才能维持在80％左右。此时的重点是必须马上改善呼吸状况，维持生命体征的稳定。否则，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栓塞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医生遂中止手术。
为什么中止？因为患者没有处于维生的稳态，在该目标达成前，治愈不是目标。患者在手术室急行脑室穿刺术以减轻颅压（测量初压为360mmh2O），后送返重症监护室。患者进入重症监护室后 GCS 评分4分。患者血氧饱和度80％，结合胸片考虑血氧低可能有两个原因：①神经源性肺水肿；②吸入性肺炎（患者在外院有呕吐病史）。
医生针对原因调整了呼吸机的模式，强化吸痰，患者症状逐渐缓解，血氧饱和度逐渐上升。吸入氧浓度逐渐下调至40％， 血气中的氧分压为115mmHg。患者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于是逐渐降低呼吸机辅助程度，生命体征平稳，这才表明达到“维生稳态”，第二天患者就可以接受手术了。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将右侧小脑后下动脉闭塞，不过通过椎动脉肌支及小脑前下动脉与右小脑后下动脉的吻合支，右小脑后下动脉仍显影，而梭形动脉瘤在造影上消失。
术中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送返重症监护室。由于术中将患者右侧小脑后下动脉闭塞，结合蛛网膜下腔出血可能造成的血管痉挛会引起脑组织缺血，所以术后给予患者扩容治疗，中心静脉压维持在10~ 12mmHg，并持续脑室引流。经过以上对症治疗后，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第5天意识逐渐恢复，可以遵嘱握手且对家人的讲话做出反应。
在某些时候，“维生稳态”和治疗目标互相联系，不可分离。
图 ： 斯图尔特·戴维斯 《 1号车库 》
例如上述患者术后第 9 天开始，意识障碍逐渐加深。CT检查虽未见明显异常，但考虑到患者术后血管痉挛脑缺血可能性较大，进行 XeCT检查证实大脑广泛供血不足。目前患者已有缺血症状加重可能，XeCT已提示了缺血病灶的存在。但患者在以前的治疗中已行了扩容治疗，如果进一步加大入液量，如何平衡入量与心脏负荷的关系？如何达到扩容和心脏负荷可以承受的平衡点？
这时医生采用多种检测工具获取更多信息，如脉波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PiCCO）技术来指导液体入量。同时监测心排出量的情况，只要不影响心排出量，就可以将扩容治疗的效果发挥到最大，保持脑内有足够的容量，避免了由大量补充液体引起的不良反应。
经过有效的扩容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渐好转，后复查 XeCT显示大脑血供较前明显好转，患者顺利出院。以上例子告诉我们，当重症监护室内的患者处于一种多系统、多脏器功能紊乱时，医生必须在作出手术或治疗决策前先想到治疗负反馈的目标。首先是判断患者是否处于“维生稳态”，其次才是制定治疗负反馈进一步的目标。此外，还需考虑当病情变化出现拐点，应如何重设目标，当多个目标共存而且有矛盾时，应考虑如何达到平衡。
一旦明确某一阶段的某一治疗目标，整个治疗负反馈都应根据这一目标建立并采取相应的朝目标差不断缩小方向运行的法则。目标一变，治疗负反馈结构亦必须跟着改变。当然，随着治疗目标的确立，建立相应的治疗负反馈过程中，如何克服各个环节的干扰，使治疗负反馈必须向目标差不断缩小的方向运行，这是所有治疗负反馈的共同点，我们已在之前对其作了详尽的讨论。因此就第四种复杂疾病而言，除了确立治疗目标这一点外，其余部分已经明确。这样一来，对于这类疾病，我们仅讨论图 6.8.1 中如何从病因分析得到治疗目标这一核心环节。
抢救危重患者的过程中，第一个治疗目标是建立“维生稳态”。今天谈建立“维生稳态”，一定离不开各种仪器。确实，随着治疗负反馈的高科技化，建立一个危重患者的人为维生系统，已不是什么难事。但它同时会带来两个新问题，一是人为维生系统一定是必要的吗？它真的能代替患者自身的“维生稳态”吗？二是用仪器达到的“维生稳态”建立后患者应如何“脱机”？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在之前实际上已给出基本原则。
图 ： 科梅蒂·亚诺什 《 革命 》
本节把重点放在“脱机”后怎么办这一问题上，在治疗反馈中，继建立“维生稳态”后下一步的目标有两大选择，一是“治愈”，二是让患者“与病共存”。医生对这两种目标究竟应如何取舍，取决于对病因和患者预后的判断。这里，既有治疗方法问题，也涉及医学伦理。两者互相交错，以至于解决方案变得极为复杂。本章先从治疗负反馈谈治疗目标的确立，相关伦理问题放在第 8 章讨论。
下面用一个具体案例来分析第四类疾病治疗中治疗目标如何建立，以及目标确立后治疗负反馈的运行原则。2002年，一位中国姑娘在英国因车祸导致严重脑外伤，经抢救后，被当地医生诊断为“植物人状态”，主张放弃治疗。有幸的是，本书作者之一正好参与了抢救过程，而且后来将患者接回中国进行医治，直至患者康复。该病例经历了“防灾变”、患者进入“维生稳态”“治疗目标的再定位”、从“促醒”到“康复”等各个阶段。作者曾有意识地运用系统医学的治疗原则来制订各个阶段的治疗目标，建立相应的治疗负反馈，从而使该病例可以成为我们对第四种复杂疾病的治疗案例。
首先要强调的是，第一步建立“维生稳态”的是英国医生，相当成功。最先抢救患者的是车祸发生当地的小医院。现在看来，那家医院的医生很了不起，水平很高。开腹以后没给患者缝肝，也没有切除，处理方法是用纱布把整个肝箍起来；伤口也没怎么缝，就是用大针细线关闭一下。回到北京以后，作者曾请教普外科专家孙家邦教授，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好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同时，造成的损伤小，而且干预方法简单、干预速度快、处理及时。因为肝脏再生能力很强，这么处理以后，破碎的肝脏很快通过自我生长再连接到一块儿，然后二期再开一次刀把纱布取出来即可。
该患者经抢救进入“维生稳态”后，碰到的关键性问题是下一步治疗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英国医生的决定是放弃治疗，而作者不同意。这是涉及危重患者的抢救过程中最重要的关节点。为什么英国医生决定放弃呢？这是出于现代科学治疗（包括循证医学）的常规判断，而作者的根据则是系统医学。
先看英国医生判断的根据。该患者做完紧急手术之后很快被转运到了伦敦，去伦敦之前，已经有硬膜外血肿。患者的脑实质本身损伤并不严重，颅内的病变主要是硬膜外血肿。但当地的小医院没有神经外科医生，不会开颅，就给患者钻孔并抽了一点血出来，然后转运到伦敦。大概经过4个小时，患者到伦敦做 CT，发现血肿更大了。然后当地医生直接开颅，清完血肿后把颅骨的骨瓣再装回去，但几个小时后患者的瞳孔又大了。
再做一次CT，发现一个更加大的血肿，只好再做一次手术，这次除了清血肿，还去除了骨瓣。两次手术之后再做第3次CT，发现脑水肿严重，中线移位非常明显，伴随两侧瞳孔散大，提示脑疝，CT看到有半侧大脑都是低密度，提示大面积脑梗死，这是脑组织死亡的征象。看到这个CT片子的医生都会觉得患者没救了，主张放弃治疗，因为脑损伤实在是太严重了。
作者之所以到英国，是因为医生和患者家属发生了争执。医生怀疑脑死亡， 要进行脑死亡鉴定。脑死亡鉴定的第一条就是把所有的镇静剂全部停掉，其他标准包括停呼吸机、拔气管插管，看有没有自主呼吸；要做脑电图，看有没有脑电波；要做多普勒超声，确定脑部有无供血。有无自主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前5天患者一直在用气管插管，英国的医生认为患者不行了，因其双侧瞳孔已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但是，为了做脑死亡鉴定，必须把镇静剂全部停了，如果患者脑死亡，就放弃治疗。但患者家人没有允许英国医生这么做，理由是患者的心脏还在跳，手还是暖的，为什么不救？做脑死亡鉴定要让患者受很大的罪，现在的状态下让其自己喘气都会很辛苦。在此情况下，英国的医生没有办法，只能说：我们需要另一方的医疗意见（second opinion），于是找到了本书作者。
本书作者是第5天到的，也就是做过第3次CT之后的两天。本书作者强烈要求再做一次CT。结果出来后，和前一次的片子对比，发现有一点点的变化：大脑中线结构稍稍回正一点，脑室稍微变大了。虽然只比原来大一点点，但是确实能看出来，提示脑水肿减轻，大脑的状况在好转。加上患者的原发伤不严重，让本书作者觉得患者的脑损伤不是特别重，有恢复的可能。
促使本书作者之一反对英国医生决定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是本书作者之一检查患者时，有一个关键性的观察。对于一个被认为近于脑死亡的患者，几乎所有检查都看不到反射。但有一个反射燃起了本书作者之一的信心：给患者的指甲进行非常强的疼痛刺激，她的手动了一下，特别微弱。本书作者之一确定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与去大脑强直、去皮层的强直反应不一样。
为什么？如果说脑干受到了压迫，表现是去大脑强直（提示脑干损伤严重），所以本书作者之一断定，最起码患者的脑干没有严重的损伤。而且患者的原发伤不重，刚受伤之时还能说话。之所以昏迷，是因为失血性休克。患者的肝脏破碎了，腹腔内大出血，大量出血导致休克，心搏骤停，做心外按压给抢救回来了。医生共给她输了14袋血，因为血压很低。
英国医生觉得患者没救，是因为接受了现在普遍认同的标准化和循证医学理念。患者心跳停过，导致脑缺血缺氧，那是全脑缺血缺氧，这是不可逆转的损伤。患者是不可能醒过来的，虽然患者脑干还是好的。根据循证医学的数据，其结论很明确，患者最多成为植物人。病历上非常清楚地写着患者未来的结果可能是成为植物人。本书作者之一也没有把握她一定能醒，但是根据系统医学最核心的原则，即疾病的个体性，对患者的病情不能用普遍疾病的常规来处理，故认为不能放弃。
治疗目标不同，应建立的治疗负反馈的结构完全不同。这导致本书作者之一和英国医生发生严重争执，后来把患者接回国，也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因为治疗目标不同，本书作者之一总是对治疗提出建议，不断和英国医生发生争执。比如患者总是发烧，本书作者之一要求给头部进行局部降温；脑室引流管堵了，无法对颅压进行持续监测，用手摸觉得颅压还是高，CT也提示中线还是偏离，所以本书作者之一要求给患者用点甘露醇。
英国医生特别不高兴，认为本书作者之一没有英国行医执照，严重干扰了他们的医疗程序。当然更关键的理由是，这些治疗当时都没效果，却还要干扰他们。本书作者之一解释，这是以患者家属的身份提建议，同意就采纳，不同意就拒绝。表面上看，这是英国医生对患者不尽全力，其实不然。如果治疗的目标是放弃，英国医生没有错。
这里，最关键的是本书作者之一当时对患者的判断，即不应该放弃治疗，这样就要确保患者各种状态都趋于稳定，然后在维系中进行等待，这时任何一种可能改进的干预都应该尝试。在英国医生看来，患者即便不是脑死亡，也醒不过来，患者很可能成为植物人，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劝家人放弃。家人为此召开会议，患者的姐姐、姐夫和弟弟要求必须救，就算患者成为植物人，姐弟几个也轮流养她；于是本书作者之一决定继续治疗。这里，是否放弃存在着医学伦理问题。在治疗伦理上，系统医学的主张和目前基于科学因果律和循证医学的法则不尽相同，其差别在之后展开讨论。我们要强调的是，患者姐姐、姐夫和弟弟的选择刚好和系统医学的治疗伦理一致，这是患者最后可以被治愈的关键。
一旦家属支持本书作者之一的治疗目标，和医院的冲突就变得有建设性了。因为患者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家医院的措施不是很积极，如不肯给患者做气管切开，家属就可决定离开这家医院，并已找到一家私立的小医院。这家医院医生听到家属要给患者转院，觉得没面子，提出只要不转院，立刻给患者安排做气管切开，如果转院，则不做。家人决定不转院。
气管切开之后，患者还是发烧，本书作者之一不停地和医院争取、争论，希望医院把体温降下来，加强吸痰，用更强的抗生素；患者颅压很高，导致生命体征不稳定，希望采取积极手段降颅压。最后本书作者之一向英国医生提出：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以后，就把她带回中国。英国医生表示一定能让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得稳定。
接下来，患者脱机十分顺利。这说明英国医院技术高超，只要治疗目标一变，相应的治疗负反馈运作良好，很快达到目的。但是英国医生的治疗目的只是尽快将患者交给本书作者之一，而没有顾及更长远的目的，即把患者治愈（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达到脱机目标时某些干预给后来的治疗带来了困难。这一切表明目标制订时要考虑和下一阶段的目标不矛盾，也就是系统医学的“整体自洽”。
图 ： C. R. W. 内文森 《 旧港 》
例如医院给患者用了非常强的广谱抗生素，这不是最优的选择。广谱抗生素在杀死致病菌的同时，也会杀死体内的有益生菌，导致人体菌群紊乱，而正常菌群本身可以抵抗真菌生长。真菌感染是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的常见并发症，它给患者回中国后的进一步治疗带来巨大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
患者受伤4周后，体温正常、颅压控制良好， 呼吸机可以脱了，遂被转回中国治疗。刚回到中国时的患者，患者昏迷、意识不清、不能吞咽，加上多系统感染的情况，医生应该怎么做呢？本书作者之一决定治疗的下一个目标是“促醒”。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因为昏迷患者如何苏醒，这是一个科学上未知的问题，至今不清楚达到该目标的干预手段。患者被治愈后，人们总是问：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回答会使所有人惊奇不已：没有药，而是等待。患者是自己醒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保持内稳态完全集尽可能不受扰动。
请注意之前处理原因不明疾病的基本原则，治疗负反馈必须尽可能保持内稳态完全集不变，等待康复机制起作用。“促醒”只能用这一策略，因为对于患者为什么会醒，我们一无所知。故定下“促醒”目标后，治疗负反馈运行和“与病共存”类似，因为 昏迷是“原因不明之病”。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促醒”目标和癌症治疗中的“与病共存”不同，其背后是治愈。这样，治疗负反 馈在尽可能保持内稳态完全集不变、等待康复机制起作用的同时，要为患者清醒提前准备。否则，“促醒”目标会碰到障碍。这些提 前准备包括在促醒之前让患者开始咽肌、四肢肌肉等多功能恢复训练。从患者回国第一天，各种恢复措施就同步进行，比如，吞咽从一滴滴水开始，肢体从四肢摆放的姿势开始等。各系统之间的恢复是相辅相成的，这种训练，既是促醒治疗目标规定的干预的组成部分，又是该目标达到后新治疗目标的核心内容。治疗目 标的自洽使得该患者清醒后就可以自主运动。
以“促醒”为治疗目标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必须尽最大能力保护患者的康复系统。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因为患者身体虚弱，康复能力的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但正因为患者极为虚弱，感染各种疾病不可避免。对于一般患者，医生应对这些疾病都有相应手段，但任何干预都对患者康复能力有负面影响。对该患者而言，这些对康复能力有损的手段都不能用，因为这有违治疗的总目标。
这一切构成了治疗的最大困难。下面举一些典型例子。
第一例是患者受霉菌（即真菌）感染。因为英国用的抗生素实在太强，导致患者体内菌群紊乱。正常菌群本身可以抵抗霉菌生长，而患者丧失了这一能力。霉菌感染导致患者发高烧，同时四肢冰凉，血压下降，这无疑是感染性休克。因真菌感染导致的发热体温可以非常高，高温对于病变中的脑组织是很大的威胁，必须降温。但又不能用冰敷降温，因为冰敷之后外周血管进一步收缩（表现为皮肤发花），休克时外周组织持续性的血液灌注不良，这会加重休克。本书作者之一跟护士说，不能用冰，得用温水，温水可以扩张小血管，一方面改善灌注，另一方面可以让到达皮肤的血液将核心热量带到外周散去。但体温还是下不来，当时会诊确认霉菌感染是根本原因，但已经没有可用的真菌抗生素，即便“大扶康”也已经失效，最后只剩下“两性霉素”B可以试试。但“两性霉素”B对肝脏毒性很大。
而患者的肝脏是破裂后重新修复的，自我代偿能力较低。肝脏决定着各种酶及化学药物的解毒作用，肝脏衰竭，将加重神经系统损伤。于是，必须放弃使用这种抗生素。可以用什么呢？本书作者之一想起很久以前一个阿米巴肝脓肿的患者，对其用大蒜素有效。大蒜提炼的大蒜素实际上也是广谱抗生素，对霉菌也有效。后来就真的买到了，弄得病房臭气熏天。此外，还用了鱼腥草，联合强化抗菌清热作用，同时辅以温水擦浴降温，严格控制体温不能超过38℃, 以免加重脑损伤。另外，尽早地拔除深静脉插管，减少所有可能进一步感染的途径。两天后，患者的体温逐渐正常，血压稳定，而且患者的肝功能一直维持良好。
促醒过程中还找中医来会诊。中医说：试试安宫牛黄丸。一共就用了3丸，因为第3丸把胃管堵了，需要更换胃管。对一般患者来说，这没什么，但对于这例病人，换胃管这样的简单操作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为放胃管的过程对患者是个刺激，容易诱发呕吐，呼吸道的自我保护功能未完全恢复时，呕吐物若误吸入肺，后果会很严重。本书作者之一为此用了介入治疗中更换导管的原理换了新的胃管。或许其他医生听到这些细节会很烦，甚至觉得很可笑，但本书作者之一之所以放弃大量规范性措施，是因为要保证对患者康复能力损害最小。患者回国两个月的时候醒了。“促醒”治疗目标终于达到。
对危重患者的治疗，最重要的是治疗目标正确。昏迷患者醒后下一个目标又应是什么？当然是康复。表面上这很简单，但对一个几乎脑死亡、全身各种功能严重退化的患者而言绝非易事。人的康复能力不仅是促使患者从昏迷中醒过来的神秘过程，还包括我们熟视无睹的各种自愈。如很多患者发热，多喝些水，蒙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体温就正常了。患者完全可以自我纠正，医生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有的患者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多为舌根后坠所致。改变一下患者的体位，托起下颌，血氧情况若可以改善，则不必采取更强的干预手段，如气管插管、气管切开等。而所有这些能力，刚苏醒过来的危重患者是不一定有的，必须通过治疗负反馈来恢复和强化。
这里，一方面是必须让该患者的这些能力慢慢增强，另一方面是当该患者缺乏这种能力时，采取消除各种病症之干预必须极度小心，不要破坏这些正在恢复中的能力。这一切构成以康复为治疗目标的治疗负反馈的复杂性。下面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一位护士出于好心，和该患者分享了家里带来的糖藕。糯米和藕放在一起蒸的东西，不好消化，导致患者肠道梗阻。患者停止排气排便，出现腹胀、腹痛、呕吐。紧急会诊后，擅长治疗肠梗阻的其他科室医生要求下胃肠减压管，这是肠梗阻的常规治疗手段。本书作者之一当时没有同意，因为胃肠减压在放出部分气体的同时也会导致大量胃液和肠液丢失，这会带走很多电解质。对于不能进食的人，容易引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对于这么一个脆弱的患者，任何一点扰动都会导致全身情况的波动。
拒绝肠梗阻的常规治疗对该专科医生来讲，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其风险极大。本书作者之一请中医会诊，在腹壁上又是扎针又是艾灸，但还是不行。后来想到了中医治疗肠梗阻的“大承气汤”，为什么不能让患者试试？但是，患者死活不愿喝。最后没办法，让患者试试喝蓖麻油，这也很难。负责特护的医生，本书作者之一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请求患者说：“你喝吧，咱们不是哥们儿嘛。”患者说：“好，既然是哥们儿，咱们一起喝。”于是二人干杯，各将一杯蓖麻油一饮而尽。过了半天患者肠子通了，放屁（排气）了，而这位博士生连续拉了三天。
类似的例子在治疗过程中比比皆是，事后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任何一种情况处理不好均可致命。总之，在贯彻“康复”这一治疗目标的全过程中，本书作者之一坚信“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格言，在保证尽量少扰动患者内稳态完全集的同时，有意识地激发患者自身的防御机制来克服疾病。
在“促醒”和“康复”这两个相继而漫长的阶段中，医生不仅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防止自身维系稳态的能力如儿童般起步的患者跌下悬崖，而且更像一名军队的统帅，在种种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下坚如磐石地相信一开始经严密思考定下的治疗目标，并带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来实施达到该目标的治疗负反馈，等待着患者的自愈。“等待和希望”曾被某些西方哲人认为是人类最后的智慧，对于危重患者的抢救确实如此。当然，系统医学还要为这一著名格言加上一个前提，这就是在制订治疗目标、形成干预负反馈过程中不做错任何事情，以便在维系危重患者生命的漫长过程中让神奇的康复机制有机会起作用。
本文系摘选自《治疗、康复与面对死亡：系统医学原理》一书第七章节第5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铭凯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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