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最近，读季羡林等八位作家的散文选集《晴耕雨读，得闲饮茶》，又看到周作人写的那篇《入厕读书》。读到题目，我不禁莞尔。周作人素以闲适、冲淡的散文著称，想不到连上厕所这件事情，也能郑重其事地写成文章。我随即想到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恶魔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心中涌起一个问号：莫非周作人的这种“趣味”，也受了他的影响？
我知道周作人的《入厕读书》发表于1935年《宇宙风》第5期，后来收入《苦竹杂记》。文章开头没有急着讲自己的如厕经验，而是搬出清代学者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郝懿行谈到宋代文人的厕上读书习惯，颇不以为然，认为读书人即使勤奋，也不至于连解手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下书卷。
周作人偏偏唱起反调：“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
这就有了文章。他觉得上厕所总得花费一些时间，与其白白浪费，不如随手读点东西。绍兴乡间有人蹲茅坑时抽旱烟，读书不过是把旱烟换成书本而已。按照他的经验，厕所里读随笔最合适，小说反而不宜。至于珍贵的善本、过于艰深的书，自然也没有必要带进去。
堂堂现代文学家，竟然认真研究厕所里适合阅读什么书，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更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在文章中突然把话题转向日本，提到了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
谷崎润一郎于1933年至1934年间发表《阴翳礼赞》，后来收入《摄阳随笔》。他在书中谈论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居然花费相当篇幅赞美厕所。在他笔下，京都、奈良寺院里的旧式厕所，往往远离居室，以木廊相连，周围生长着树木青苔。室内光线幽暗，却打扫得十分清洁。人在里面，可以听见雨滴落在屋檐、树叶、石灯笼和苔藓上的声音。
这哪里是在描写厕所？简直是在描写一座供人静思的茶室。谷崎润一郎甚至觉得，这样的地方适合听虫鸣、鸟叫，也适合欣赏月色与四季景物。按照他的想象，日本古代俳人或许曾经在这样的场所获得不少创作灵感。
我读到这里，也有几分佩服谷崎润一郎。他被称为“恶魔主义”文学家，早期作品常有官能、怪诞与唯美的色彩，后来又醉心于日本传统文化的阴翳之美。他似乎总喜欢从寻常人不愿正视的地方发现另一种审美价值。别人眼中的不洁之地，到了他的笔下，竟然成了最能体现日本传统美意识的空间。
周作人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介绍了谷崎对于传统厕所的赞美。不过，两个人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谷崎润一郎关心的是厕所的空间、光线、声音和幽暗之美；周作人关心的却是人在厕所里究竟可以干些什么。一个把厕所变成审美空间，一个把厕所变成读书空间。
有趣的是，这场中日文人的隔空谈话，旁边还坐着一位中国古人。那就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欧阳修曾谈及自己构思文章的“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中国文人早就发现，文章的灵感未必只从端坐书斋而来。清代郝懿行觉得厕上读书有失体面，周作人却偏要为这种习惯辩护。如今又加进一个日本的谷崎润一郎，厕所竟然成了跨越国界、贯通古今的文学场所。
不过，如果说周作人完全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启发，也未免简单。中国自有悠久的厕上读书与构思传统。周作人真正有趣的地方，是把中国旧文人的掌故和日本现代作家的审美经验放到一起，再加入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一篇既有考据意味、又不失幽默的短文。
这也是我读周作人散文时常常感到的趣味。他的学问不总是摆在庄严的讲坛上，有时藏在野菜、茶食、苍蝇乃至厕所里。他能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写得有来历、有滋味，甚至能从中找出一条中日文化交流的线索。
当然，文学中的厕所也未必总是幽雅的。中国旧式茅厕的气味、卫生条件，与谷崎润一郎笔下那种清洁、幽暗、可以欣赏雨声的日本寺院厕所，恐怕相去甚远。周作人自己也承认，厕上读书得有一个前提：厕所必须干净。倘若臭气熏天，蚊蝇乱飞，任凭多少文学修养，怕也难以从中读出《阴翳礼赞》的意境。
说到底，谷崎润一郎与周作人的这场文字相遇，让我看到了现代文学史上颇为滑稽而亲切的一面。文学家不一定终日忧国忧民、谈玄论道。他们也要吃饭、喝茶、睡觉、上厕所，而且愿意认真琢磨其中的趣味。
别人匆匆解决的一件小事，他们偏偏能够写出文章。只是不知道，当年周作人在厕所里读到谷崎润一郎对日本厕所的赞美时，是否也曾暗暗羡慕：同样是上厕所，人家居然还能听雨、赏月、吟俳句。
倘若真有这份羡慕，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便又多了一段令人发笑的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