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什么都敢尝，偏偏猫肉进不了大厨房。
不是近代才讲爱猫，也不是谁忽然发了善心。四百多年前，李时珍翻到“猫肉”这一味，已经把话写死了：“然狸肉入食，猫肉不佳。”
七个字，像一筷子夹到嘴边，又原样放下。
《本草纲目》里，猫肉的性味写作“甘、酸、温”。最扎眼的是那个“酸”。这不是一碟醋的酸，是肉进了口，舌头先皱一下。
更要命的一句在后面：“亦不入食品，故用之者稀。”
不是没人敢吃。是吃过的人，把筷子收了。
可难吃只是一道门槛。猫真正从锅灶边退开，是因为它在田里有差事。
先秦礼书里，岁终蜡祭有“迎猫”。理由写得直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
田埂边，一只猫伏在麦苗旁，尾巴压低，眼睛盯着草窠。老鼠一动，它扑过去，爪子按住的不是一只鼠，是一家人的口粮。
这账太清楚了。
北宋陆佃在《埤雅》里解释“猫”字，说鼠害苗，猫捕鼠，能去苗害，所以猫字从苗。
这说法未必是造字本源，却正好照出古人的眼光：猫不是肉，是看庄稼的。
吃猫，就像拆自家的门闩。
隋朝以后，事情又变了一层。猫身上不只连着粮食，还连着一股冷森森的忌讳。
开皇十八年，独孤皇后病了，杨素妻郑氏也病了。医者把病因指向一个词：猫鬼。
独孤陀被牵进案子。他是皇后的异母弟，身份够硬，可案子一沾“猫鬼”，命就悬了。
公卿议事时，牛弘撂下一句：“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
这不是饭桌话，是刑案话。
最后独孤皇后求情，独孤陀免死，除名为民，妻子杨氏出家为尼。一个皇亲国戚尚且如此，寻常人家谁敢把猫和锅连在一起。
恐惧压过了口腹。
到了宋人那里，猫又换了身份。不是妖物，也不是单纯的捕鼠工具，它被郑重其事地“请”进家门。
黄庭坚想讨一只猫，诗里写：“买鱼穿柳聘衔蝉。”鱼用柳枝穿好，拿去当礼。
一个“聘”字，分量不轻。
它不是被随手拎回来的牲口，而像请来的小客人、小雇员。抓鼠有功，睡在屋檐下，也就有了家里的位置。
明代宫里，这位置更高。嘉靖帝的爱猫“霜眉”死后，被葬在万岁山，立“虬龙冢”。金棺、碑石、祭文，一套礼数走完，猫已经离菜刀很远了。
从李时珍笔下那口“酸”，到田埂上的捕鼠，再到隋唐猫鬼案、宋人聘猫、明宫葬猫，几道门一道道关上。
猫肉没能留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不靠一句劝善。
厨房门口，古人早试过；书页上、田埂边、宫墙里，都留下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