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听听大家的困难和困惑，如果有想吐槽的地方也可以。”
这是在9月中旬，一场街镇营商环境座谈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彦峰的一段开场白。听了这番话，不少原本准备念稿的街镇负责人放下了手中材料，选择现场“开麦”。
近期，上海召开多场基层座谈会，为编制明年新一版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做准备。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目前行动方案编制工作已经开始，这也是上海即将推出的第十版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十年变迁，上海营商环境发展思路不断升级。随着营商环境建设的总体水平提升，上海正把更多目光投向基层营商环境的建设，希望以更精细的服务改善中小企业的感受。
基层对新业态最了解
街镇，作为离企业最近的基层管理单位，最先能感受到企业的变化。新业态从萌芽到成势，一开始都是在街镇的商铺、楼宇、园区里悄悄发生。
一场街镇座谈会在思南公馆召开，作为“地主”的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倪莺先夸了夸自己街道：这里地处衡复风貌区核心，夜间文娱、酒吧、咖啡业态集中，生命健康、文旅、商业多元产业交织。就在今年8月，复兴公园与INS新乐园合作，联合对公园进行改造，推出“夜间游乐场”项目，成为今年夏天上海夜生活的新兴潮流。
但话锋一转，倪莺提到，街道面临商居平衡的压力很大。“我自己也去实地体验过这些夜生活新业态，企业确实也做了很多措施，但影响的确存在。”倪莺表示，近年来，基层开始探索联合检查、轻微免罚，可以适当缓解矛盾，但对于这类商居平衡问题，仍然缺少统一监管操作指引。
这样的商居矛盾几乎是基层营商治理的常态。天平街道也位于衡复风貌区，2.68平方公里内集聚152家咖啡店，是上海独立精品咖啡馆密度较高的街区。过去，永康路网红咖啡店排队堵门、游客与居民出行冲突一度成为治理难题。
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能简单以实施管控来推进。天平街道的经验是组织商户、街区、执法、市场监管多方协商，设置潮汐排队区、建立商户邻里沟通群、划定临时歇脚区，柔性地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
此外，基层在服务与管理新业态时还面临政策空白的难点。青浦区金泽镇镇长叶丽君现场讲了一个案例：金泽镇位于淀山湖旁，近两年正大力发展露营经济，把部分草地改造为露营地，却发现《上海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虽鼓励规划露营休闲功能区，但未覆盖房车露营，导致镇上在实操过程中“有地难用”，相关企业也难以落地。
从街道负责人的“吐槽”中可以看出，新业态的痛点往往最先在基层暴露，治理的经验也最先在这里积累。不少基层营商人员呼吁，市级层面应强化新兴产业顶层统筹，健全容错审慎监管机制，在守住安全、合规底线的前提下，分类划定低风险场景试点边界，把基层打造成新赛道“产业试验田”。
要“看得见”，也能“管得着”
基层在管理新业态时，常常面临一个尴尬处境——看得见，却管不着。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责不匹配。
随着营商环境建设向纵深推进，大量产业发展、城市更新、新业态监管的现实责任传导到街镇。但审批权、资金调度权、政策调整权、数据查询权，大多集中在市、区两级。基层常常只能“跑腿协调”，缺少有效抓手。这就造成了“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基层管理难点。
在街镇营商座谈会现场，虹口区北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蒋霜胤算了一笔账：当地街道营商办2024年成立，当时只有3个人；经发中心4个人，加上聘用的社工，总共不到20人。但辖区规上企业1042家，相当于全区三分之一，每年仅统计催报电话就要打1.7万个。
这番话引起不少街道负责人的共鸣。多位街道负责人表示，基层工作人员一般要承担企业服务、招商引资、在地统计、活动组织、安全协同等多项职责，面对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合规经营指导等专业诉求，往往难以精准响应。
更让基层感到“使不上劲”的，是政策工具和资源抓手有限。宝山区淞南经发中心主任杨超在座谈会上反映，目前基层在企业经济运行监测与预判方面数据获取不充分，只能依靠上门走访、企业自主填报。“一企一档”数据虽然可提供参考，但数据存在滞后性，难以提前精准研判。
不少基层负责人呼吁，希望赋予街道一定的政策调整建议权或受理权限，设立街道营商专项帮扶资金，用于小微企业的房租补贴、创新项目奖励、人才培养资助等，让基层在帮扶企业时更有主动性。
吹哨要响，报到更要实
2025年上海营商环境行动方案首次提出基层营商环境的概念，同时提出“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合力推动街镇项目落地和企业诉求解决。
但在近年的执行过程中，基层发现，企业一个诉求经常会涉及好几个部门，基层只能帮着“跑腿”协调，部门之间标准不一、互为前置，协调起来费劲，办理周期仍然很长。座谈会上，跨部门协同的堵点，被多位街镇负责人称为“最耗精力的事”。
嘉定区安亭镇经济发展办主任袁雅表示，安亭镇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9.0行动方案过程中发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还不够顺畅。又如某产业项目落地，涉及规划、建设、消防、产业准入等多个环节，部门之间职责边界不够清晰、工作衔接不够紧密，会导致项目推进缓慢。
哨声吹响，不等于事情办结。多位基层代表谈到，当前很多复杂事项处置，更多依靠临时开会、专题会商，属于一事一议的协调模式，缺少固化的流程、刚性的约束。要真正压实“街道吹哨、部门报到”，不能停留在工作倡议层面，亟需建立配套的跨部门协同机制。
数据是一个很好的赋能工具。近年，上海在利用数字化平台协同各部门资源方面做了不少探索，比如“随申兑”“随申融”“营商环境一本通”等平台，推动惠企政策归口管理、联动兑现。
但在基层实践过程中，仍然有不少数据壁垒未打通。北外滩街道反映，统计与税务数据尚未充分互通，基层月报、季报仍难“一次填报、多方复用”。且各方报表口径、计量单位不统一，报送时间节点错配，让企业多头填报负担重，基层催报压力很大。
数据难以完全穿透壁垒，下沉到基层，其中有不少信息保护、统一大市场的考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层营商的现实困难也需要直面。
在座谈会上，不少街镇给出了一些探索建议。例如大宁路街道提到，营商环境9.0方案已明确支持街镇查询企业相关数据，但相关内容仅为原则性规定，“查什么、怎么查”尚未形成全市统一可操作机制。江浦路街道建议，在现有集成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汇集各类惠企政策，统一政策口径、认定标准和扶持规则，简化申报流程、推行材料通用化。
几场座谈会开下来，一个共识逐渐清晰：上海营商环境建设已经进入“深水区”，单点便利的“减法”做了很多，下一步更需要系统集成的“乘法”。过去改革更多聚焦单个事项减材料、压时限；如今的堵点，大多是跨层级、跨部门、权责交织的系统性难题，依靠单个部门、单项政策已经很难破解。
评价营商环境的标尺正在下沉，意味着改革的触角也正在向下延伸。记者了解到，近期多场基层座谈会收集到的案例、诉求、实操建议，市发改委都将完整梳理汇总，作为编制第十版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重要参考。
原标题：《上海筹备2027年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向基层“问困难”“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