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男子是否构成犯罪？
马某作为承租人，其犯罪行为性质取决于两个关键时间点，签订租赁合同时及将车辆借出时具体何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首先，如果马某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构成合同诈骗罪。即马某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初，便预谋通过“租车—转借—抵押/变卖”的方式套取资金，则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具体到本案中，若马某在租车时便与朋友合谋，意图将车辆抵押或者转卖变现，则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租车用途”的欺骗行为，导致租赁公司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车辆，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将车辆“借给”朋友抵押的行为，只是属于事后处置赃物的行为，不再单独定罪，但会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其次，如果马某在合法占有车辆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一般可以构成侵占罪，不过需要租车公司进行刑事自诉。若马某在签订合同时确无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在合法占有车辆后，因缺钱、经济困难等原因临时起意，将车辆借给朋友用于抵押或变卖，则其行为构成侵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若马某在租车时并无非法占有意图，但在用车过程中因资金紧张，将车“借给”朋友并放任其抵押，则其行为是将合法占有的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若租赁公司催要后，马某拒不退还或无法退还，则构成侵占罪。需要注意的是，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需由租赁公司自行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结合这个新闻，李某向多家租赁公司租车且车辆均被转卖抵押并GPS失联，司法实践可能更倾向于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后续检察院若不予认定，租车公司也可提起侵占罪自诉。尤其其行为模式具有预谋性和职业性，一般正常的承租人不会在短期内向多家公司租赁多辆车，更不会将全部车辆均用于抵押或转卖。这种“广撒网、快变现”的模式，直接指向行为人自始就无履行租赁合同的真实意思，而是将租车作为骗取车辆的手段。
为何此类骗局防不胜防？
一方面，租车行业传统风控仅停留在核验身份证、驾驶证、银行流水等表层材料，难以穿透核实承租人真实用车目的与社会关系，一些职业化犯罪团伙可凭借真实身份办理租车业务，前期按时缴纳租金、提供虚假完整收入流水，以此塑造可信形象，骗取平台信任。在车辆追踪环节，行业虽普遍布设明、暗两套GPS设备，但明线GPS易被专业屏蔽工具干扰，暗线GPS需要人工激活，无法持续实时监控；犯罪分子还能直接拆解、改装车辆，彻底清除定位装置，从源头切断平台对车辆的追踪能力，为后续转移车辆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行业现有异常预警机制高度依赖GPS定位异动触发警报，面对跨省行驶、异地长时间停留等可疑行为时，缺少其他佐证信息支撑，很难做到及时、有效的拦截。一些犯罪团伙深谙风控规则，一旦定位信息出现异常，就会用“朋友代为使用”“长途自驾旅游”等看似合理的说辞进行解释，拖延平台处置时间。这段缓冲窗口期，足够犯罪团伙完成车辆转运、拆解或跨境交付，等到平台察觉事态严重时，涉案车辆往往已经脱离管控范围，预警机制很难发挥止损作用。
再一方面，此类骗局防不胜防的核心难点还在于法律定性门槛较高，刑事立案需要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犯罪团伙刻意披上“经济纠纷”的外衣，前期保持正常履约，后期失联，刻意制造单纯履约能力不足的假象，混淆民事违约和刑事诈骗的边界，干扰侦查方向。甚至后续进行刑事自诉，更会加重租车公司的维权成本。综合来看，现有风控体系大多聚焦防范普通违约风险，很难识别隐藏在合法租赁形式之下的诈骗预谋，结合GPS跨境消失、多起同类案件关联等线索，能够看出背后是成熟的跨境销赃产业链，也并非孤立民事纠纷。
最后给大家找一些案例：
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因网络赌博欠下巨额债务，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隐瞒租车用途，后未按租赁合同约定进行使用，置他人财产能否返还于不顾进行抵押借款”，具有非法占有故意，构成合同诈骗罪。
法院认定多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租赁而来的车辆进行抵押变卖”，构成合同诈骗罪。
构成侵占罪的案例：陈某某用真实姓名证件租伊兰特（7万），租期未到就把车卖给第三人，赃款挥霍，江苏法院认为倾向侵占罪（“侵占代为保管的财物”）：
李某某用真实身份租天籁，租期内欠租，把车开到桂林拆牌拆GPS，谎称是别人质押给他的，以2万质押给第三人，换号跑路，南雄市检察院审查逮捕时认为构成侵占罪（自诉案件）。
所以结合新闻和上述案例，就是租车公司要密切关注本案的变化，如果最后不予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可以提起刑事自诉，即便刑事自诉也不支持，还有一条民事路径索赔。最后就是要防范漏洞，多装几个GPS，依旧最好及时发现异常并报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