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近日爆发全国性民众示威且最终演变成严重的暴力事件。这股抗议浪潮也蔓延到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欧洲到底怎么了？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赵俊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周秋君：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董一凡：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
法国为什么陷入了困境
赵俊杰
10月17日法国爆发数十万民众上街的全国性示威，抗议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和公共服务恶化。部分地区抗议示威走向失控，酿成严重暴力骚乱。从巴黎到马赛，从里昂到波尔多，不少店铺被砸或遭洗劫，具有143年历史的利摩日市政厅钟楼也遭纵火损毁。面对抗议期间出现的暴力行为，总统马克龙声称法国绝不容忍暴力，那些破坏者将被起诉和惩处。
在法国，抗议示威和街头政治可谓司空见惯。但近年来无论是“黄马甲”运动还是这次的大规模示威，都伴随打砸抢骚乱的场景。法国一向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共和价值历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早已被视为该国的灵魂。正因如此，法国正上演的一幕幕让国际舆论惊愕。
然而，今天的法国理想价值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传统建制派与极端民粹派、法国政府与国民议会之间，围绕国家治理、财政预算及社会改革等重大话题针锋相对、难以妥协。这种二元制衡的权力结构影响了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还导致了社会分裂和族群矛盾。
自2017年执掌法兰西后，马克龙曾想通过积极施政有一番作为。他对内提出劳动力市场改革、养老金改革及教育改革等主张，对外倡导欧洲战略自主。从改革者的眼光和勇气来看，马克龙降低企业税、控制公共财政支出、统一养老金制度等措施，具有解决财政危机及老龄化难题的合理要求。但不幸的是，因其改革触及大量群体利益，引发持续的社会抗议，加速了法国的社会撕裂。
这次暴力示威充分暴露出法国国内一些深层次问题。从经济层面看，法国政府面临两难的经济处境。由于法国经济增长模式僵化，制造业萎缩，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打折扣，202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几乎为零。与此同时，高财政赤字压得政府喘不过气。目前，法国公共债务达到3.6万亿欧元，2025年财政赤字约1525亿欧元。为应对财政困境，政府坚持长期财政紧缩政策，但法国民众却要求增加支出。政府与社会的这类矛盾十分突出。
从政治层面看，法国政治碎片化导致政府的改革方案和社会治理难以落实。国民议会三足鼎立，中间派执政联盟衰落，极端民粹政党崛起，难以形成跨党派政治共识。马克龙领导的执政联盟既得不到议会多数党派支持，又不愿妥协，结果就出现政府财政预算每年都在国民议会中难以通过的尴尬局面。近两年间，法国已更换了5位总理。
在社会层面，持续的通胀和能源成本抬升，降低了民众的购买力，加重中下层民众的负担，造成社会融合困境，加剧社会对立。民众关心的问题包括购买力、社会福利、债务赤字、物价上涨和族群分配不均，但各政党施政主张五花八门，法国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明确反对财政紧缩，无法消除民众迷茫。
法国政府出现的困境还同地缘冲突相关。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产生的叠加效应，持续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在此背景下，马克龙仍坚持援乌抗俄，并把大量精力和财力投入国际事务。这就形成一个政策悖论——明知俄乌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和物价，却偏要向乌“输血”；明知法国师资短缺，却坚持削减教育开支；明知深化中法经贸合作有助于法国脱困，却推动欧盟对华加征关税。种种矛盾的抉择实在令人费解。
随着明年4—5月法国总统选举的临近，目前民调显示极右翼国民联盟和极左翼“不屈法国”的候选人支持率领先。对现政府而言，光靠法律可能无法解决这次法国社会出现的严重问题，是否能够平稳结束任期或许都面临考验。
如何破局，欧洲进退两难
董一凡
法国的国内局部冲突演变为跨群体、跨诉求的全国性暴力事件。相关抗议浪潮和活动也蔓延至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不少欧洲国家正相继出现因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诱发的政治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月初因住房危机影响已宣布将于11月29日举行提前大选。
然而，欧洲各国的政治危机却是其经历“时代转折”下内外交困的组成部分。欧盟自身以地缘政治为纲的外部战略取向，加之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程度加深，令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具体表现在能源危机持续侵蚀欧洲经济前景，乌克兰危机不断消耗欧洲发展资源和安全环境，中东冲突外溢效应影响发展前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深以及美国对欧洲持续的政治干预和经济攫取。然而，除了变局下动荡的外部形势，欧洲内部治理的结构性困局仍然是其深陷多重危机的主要因素。
首先，欧洲普遍的财政不可持续性与治理资源需求之间的直接张力。国家如何汲取和运用财政资源，是其构建治理体系、应对内外问题的基础性能力，且相关能力和制度建设曾让欧洲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然而，当前欧洲各国普遍在财政方面出现不可持续，比如法国财政赤字率2026年将飙升至5.4%，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对大多数国家形同虚设，而近期法德公债利差攀升至阶段性高位等，却恰恰反映了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对于欧洲政府财政可信性的质疑，融资成本问题也将动摇欧洲维持现行体制的根基。
在此基础上，若各国政府紧缩财政支出为防止财政爆雷，当前普遍出现的民生、教育、产业、地方发展等领域实际困难就难以解决，且俄乌冲突背景下加大防务投入进一步压缩了腾挪空间。因此，欧洲国家普遍面临财政约束，对于结构性问题只能选择小修小补，难以彻底解决危机背后的本源。
其次，选举政治的局限约束了深化改革的魄力。欧洲自视其政治参与和选举政治是“全球典范”，然而在内外危机交织、财政资源和改革空间有限的条件下，欧洲已然很难展开直击弊病的深化改革。
以福利制度、年龄和就业市场等问题为例，欧洲各国并非不知若不进行彻底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就难以打开发展局面，然而相关改革却很可能使得部分弱势群体乃至中下阶层面临生活成本的“斩杀线”，随之将面临议会立法争执不断、政治对手虎视眈眈等多方面的挑战。这种情况下，总体维系既得利益和选民诉求，部分牺牲长期发展前景和财政稳定性，往往成为政府的核心选择。法国政府于2018年“黄马甲”运动后在激进改革上的退缩，就是迫于现实的选择。因此，欧盟和各成员国层面上的变革举措，往往都因现实困境而妥协或变味。正如2026年7月欧盟评估认为，“德拉吉报告”改革中383项建议落实率仅15.7%，即是“有病难改”的突出体现。
再次，外部环境变化放大其各方面挑战。长期以来，欧洲能够在结构性挑战面前还勉强过得去，一定程度上是外部发展环境总体宽松，缓解了经济和财政的压力。然而，过去被视作常态的种种有利条件如今被剥夺，自身面临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尖锐。
例如，在欧盟对俄能源“脱钩”、中东能源供应因安全动荡而萎缩的背景下，能源危机将长期侵蚀欧盟产业竞争力、民众购买力和生活品质，使其在危机面前变得更趋脆弱。此外，当前融资成本的飙升，将直接削弱欧洲在军事、产业、民生等方面的能力建设，破除现有两难困局恐将面临更多掣肘。
欧洲应慎防“内病外治”
周秋君
法国近日爆发的暴力示威已经升级为一场全国性风暴，有观点认为烈度已超过当年的“黄马甲”运动。10月18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此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团结、冷静和尊重”，并将暴力归咎于“来自极左翼小团体的暴乱分子与罪犯”。不过，多方认为，法国和欧洲面临的并非偶发街头冲突，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此次暴力示威爆发的同时，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邻国也出现类似抗议，可以说，生活成本危机正席卷欧洲。问题与教训也不限于法国，财政失衡、产业衰退、移民问题、民粹右翼崛起，在欧洲具有普遍共性。国际资本向来用脚投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如果持续动荡只会进一步恶化投资预期。
当前法国困境的底色是经济。法国公共债务率已高达119%，接近德国两倍；财政赤字与利息负担不断加重，税收则逼近欧盟内部极限。受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约束，法国无法像美国那样依靠货币扩张缓解债务压力，反而受制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脱节的制度性缺陷。经济实力下滑，自然加剧社会不满，大规模社会抗议的风险持续累积。
产业竞争力下滑进一步放大了社会焦虑。法国高等战略与规划委员会今年2月估算，法国约36%的制造业产出面临来自外部竞争压力，汽车、电池、化工、工业设备等重点行业承压巨大。法国在欧盟内部推动反补贴调查、收紧外资审查，本质上是想运用规则工具弥补市场劣势；但真正制约法国的是能源成本高企、产业链碎片化与转型失序，这些内部短板难以靠外部施压消除。
比经济问题更棘手的，是政治的改革惰性。面对结构性问题，政治精英们虽然知道症结所在，却回避真正改革，因为有效改革必然触及选举资源，而政治生命周期短暂，冒险的代价太高。于是“内病外治”成为最便捷的政治路径：马克龙总统将生活成本抗议归因于波斯湾冲突，欧盟峰会上的对华“双轨”思路，一边磋商一边加大限制，都是同一逻辑。然而，归因于外解决不了物价与公共服务的内部矛盾。
法国的特殊危险之处在于已进入总统大选周期。这场暴力事件的“政治红利”，会流向哪个阵营？民调显示，勒庞的国民联盟进入第二轮选举悬念不大；极左翼的梅朗雄阵营因这场暴力乱局处于守势，和平表达被街头喧嚣淹没。极右翼敏锐地抓住了“传统”“安全”“民生”三大议题：被焚毁的历史建筑被阐释为法国文明之痛，社会失控被转化为对秩序安全的渴求，勒庞还在退休制度改革上猛烈抨击政府，直指民生痛点。当民众既恐惧混乱又不满保障缩水，极右翼便可能成为最大赢家。
马克龙反复强调团结与责任，但民主政治还需要妥协。然而在当下的政治格局中，妥协空间已被压缩到极小：向极左妥协，会被指纵容暴力；向极右妥协，等于将意识形态高地拱手相让。执政党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说到底，仍是在选举政治下长期社会问题与短期任期之间的制度性困局。
法国的警钟提醒欧洲，治理思维必须改变。若不直面内部财政与产业结构缺陷，不去提升改革能力，而继续拿外部竞争当“挡箭牌”、把正常市场竞争塑造成“制度性威胁”，终将酿成战略误判。欧洲需要向内重建治理能力，向外回归理性合作。法国街头的大火，照见的正是欧洲未来的政策方向。若能在警报声中及时醒来，动荡尚可转化为变革契机；若继续回避要害、转嫁矛盾，那么等在欧洲前面的，或将是更大规模的社会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