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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肆》
国际工人运动的未来虽然光明，道路却将是极为曲折和艰难的，需要人们付出足够的耐心，认真去分辨每一个有助于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因素，并一步一步通过践行来增强这些因素。
我所听到的最初似乎是绝望的回声，但或许这正是人间的法则。
——约翰·斯温顿《海滨漫步》
1880年9月6日，纽约《太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英国和法国四十天的观感和札记》。此文作者名叫约翰·斯温顿。他用记者的笔触，以第一人称记下了一段精彩的访谈：
火车即将按时开出，夜幕降临了。想到滔滔不绝的交谈和时光的流逝，想到白天的谈话和傍晚的景色，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触及人生最高法则的问题，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寻求答案。我搜索枯肠，趁谈话间隙抓住要害，认真地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富于哲理性的问题：“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
面对着汹涌的大海和海滨喧嚣的人群，他仿佛思绪万千。我又问：“是什么?”他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
两年半后，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考。他坐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永远地安静地睡着了。
他的离去，并未让他的思想停止传播。时至今日，人们仍在讨论他的思想和观点，甚至追随他的认识而不断斗争。在中国，毛泽东《奋斗自勉》中一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似乎是对其理论的精彩回应和诠释。现代中国莘莘学子们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总免不了寻章摘句地试图跟着老师理解这一思想体系，目的是收获理想的考试成绩。总有为数不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跟上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节奏，读懂他的人却对他充满了感激。他就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肖像，约翰·贾比斯·埃德·温梅耶摄
“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与马克思齐名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们一般知道，他们俩是怎么拆也拆不开的挚友。实际上，这两人不打不相识，又因为真诚而彼此更加珍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因为讨论黑格尔观点时，双方出现了完全不一致的认识，二人形同水火。但是，恩格斯对“该死的生意经”很恼火，也一直在为摆脱那些事而不断从事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他所从事的这些政治活动中，往往有马克思的身影。马克思有一个特点，喜欢拿着本子记大家的观点，如果谁的观点有新意，就会抬起眼睛关注那个发表言论的人。恩格斯的学识和讲演能力，让他迅速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此后，两个人的切磋越来越多，发现彼此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多。最终，两个人在真诚交流的基础上，学会了彼此的倾听和思考，并真诚为对方的精彩观点喝彩。
两人虽惺惺相惜，但也曾有过矛盾和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去世时。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习惯了每一两天便有信件的往复。
恩格斯和马克思及其女儿们，摄于19世纪60年代
痛失妻子的恩格斯，带着悲痛的心情写信给马克思，期望得到马克思的宽慰。他很快收到了马克思的信，让他失望的是，信中没有半句对恩格斯的同情和安慰，有的只是对自己生活窘困的各种抱怨。
恩格斯生气了，连续几天不理会马克思。当然，由于马克思真诚地写信给恩格斯，对当时的情境进行了简要说明，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因此，恩格斯很快就谅解了马克思，并明确表示：“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正是这位与马克思患难与共的挚友，在马克思去世后对其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一个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对于因此而遭受的各种诽谤、诅咒和责难都可以不管不顾，自然是难能可贵的。就在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之前的一个星期，他还曾写信给左尔格，带着痛惜的情绪说道：
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
左尔格像
马克思是一位让无产阶级依赖的核心人物，也是当时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关于这一点，不止恩格斯一个人这样评价。历史学家威廉·布洛斯回忆马克思的时候，也这么说道：“在小市民眼里，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警察看来，他是国际革命的化身。当时有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传说，上层社会的胆小鬼把他看成在地底下挖掘社会秩序墙脚的大田鼠，因而胆战心惊。”
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会让当时的上层社会那么害怕？这或许与他的理智与冷静不无关系。
当魏特林等人热情洋溢地宣扬和谐与自由的时候，卡尔·马克思认识到了他们空谈的危险。俄国自由派地主、著作家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第一次与马克思会面，就受邀参加他与魏特林等人一起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很严肃地问魏特林：“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根据安年柯夫的回忆，魏特林只是带着严肃和忧虑在解释，语无伦次，粗俗零乱，最终由马克思终止了他的谈话。当时，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魏特林的问题：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在魏特林不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马克思结束了这一谈话：“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大概出于相似的原因，当时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因为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被马克思严肃批判。1862年6月，马克思根据夏福礼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的内容撰写了《中国纪事》，其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尽管马克思看到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也认识到了这一反抗力量因缺乏准确的指导而出现的问题。
西方人绘制的太平军将士图，现藏于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1847年，一个至今仍被人们不断称颂的文献——《共产党宣言》诞生了。这个文本的诞生，与魏特林不断宣扬共产主义，让一些人以为美好的生活马上就可以实现有很大的关系。在对魏特林缺乏现实基础的批判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为巩固这一基础，马克思等人经过反复论证分析，写下了《共产党宣言》。
随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第一批认识到仅凭个人的热情和善良的意志不足以改造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绝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建立起来的革命者诞生了。包括马克思自己在内，一群为创造新世界的梦想而努力的战士诞生了。这群人在欧洲开展活动，寻找那些建立公有制所必需的因素。自然也少不了让《新莱茵报》等作为喉舌发声，而他们的声音让当权者感受到了侮辱，为此，《新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被审讯。而在审讯时，马克思毫不客气地、明确地告诉最高检察官和以他为代表的整个旧制度：“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这样的人，其存在本身就会让统治阶层如坐针毡。更何况，他还具有鹰一般敏锐犀利的眼睛。“自由思想者”运动领袖查理·布莱德洛的公开演讲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宗教和教会，以至于赢得了很多人的称道。然而，马克思并不称许，只是笑着说，他认为布莱德洛早晚要投靠资产阶级的——后来不幸被他言中。卡尔·福格特制造一批谣言来诬蔑马克思时，马克思撰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揭露了福格特被拿破仑三世为首的第二帝国收买的事实。此书于1860年出版，到1870年时，马克思的揭露得到了实证：卡尔·福格特1859年被拿破仑·波拿巴雇用的证据在土伊勒里宫中发现。仅凭各种材料的分析与判断，马克思便能准确判定一个人言行背后的支持因素，这种出色的能力，怎能不让他的敌人战栗?
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人如此，进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也有被资产阶级收买而进行内部瓦解活动的人士，如米哈伊尔·巴枯宁等。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曾经这样评价那些所谓的行动家：
然而他们十之八九都只是些空谈的英雄，从来没有在运动中做过什么认真的工作。其中叫得最激烈最厉害的空谈家在口头上叫着要咬破一切剥削者的喉咙，后来自己却变成了最凶恶的剥削者，其中有的人甚至驾着华丽的马车在伦敦街上兜风。
尽管列斯纳本人因为经常与马克思接触，不再相信那些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实现的盲目乐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在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断努力，但这段话中仍明显包含了他的偏见。
事实上，由于欧洲当时工人阶级自身认识上的各种盲点，当时的工人运动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盲目乐观最为突出。1871年，法国巴黎发生了一起举世瞩目的事件：巴黎公社运动。当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进入对法国极为不利的状况时，巴黎市民基于一个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来管理法国的口号，并于3月28日成立了巴黎公社。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巴黎公社运动最后如马克思所担忧的那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若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巴黎公社运动中参与斗争的一方死亡的人数约为三万人，被逮捕、被监禁的约为五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还有大约七千人。
参与巴黎公社起义的人们
让工人阶级略感振奋的是，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马克思挺身而出，为其失败进行解读和辩护。《法兰西内战》一书便在这时候写就，并迅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该书详细分析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借助运动暴露出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弊端，马克思让人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国际工人运动的未来虽然光明，道路却将是极为曲折和艰难的，需要人们付出足够的耐心，认真去分辨每一个有助于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因素，并一步一步通过践行来增强这些因素。严格自律，坚定地相信自己所预设的理想社会有实现的机会，又脚踏实地地分析和发现每一个实现理想社会的因素，他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马克思。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泰奥多尔·库诺曾经参加批判巴枯宁的海牙代表大会。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马克思曾经这样劝库诺：“听说你要到美国去，那么，你应该像我的女儿嫁给黑人一样，娶一个黑人，因为拉法格就是黑人的后裔。”拉法格全名保尔·拉法格，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马克思的二女婿，劳拉的丈夫。他们夫妻相爱一生，没有孩子，双双约定在不能为党工作时，就自动离开人世。在拉法格70岁那年，他们手牵手一起用氰化钾结束了生命，给人们留下了些许遗憾。马克思对女儿能嫁给拉法格感到骄傲，话语之间带出了他打破阶级、阶层的强烈意识。
马克思的女儿，左为长女珍妮，右为次女劳拉
马克思自己也有强烈的自我认知。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夫人在与马克思的一次对话中说：“我不能想象您能在彻底平等的时代中生活，因为您完全具有贵族的情趣和习惯。”马克思的回答是：“我也有同感，这时代必将到来，不过那时我们肯定已不在人世了。”
这些对白，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清楚认识到阶级与阶层对人们的影响，并产生了强烈的打破阶级与阶层的意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要实现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打破阶级与阶层的社会，而是一个超越了阶级与阶层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物质无限丰富，人们超越了对物质的欲望，人与人之间多了相互的尊重与理解。要进入这样的社会，就必须让那些拥有大量财产不愿意放手的人放弃财富；要进入这样的社会，也必须让那些并没有拥有那么多财富的人自觉自愿自主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取他人的理解与尊重。
马克思终其一生在为无产阶级8小时工作制而努力奋斗，终其一生在努力提醒人们避免沦为机器附庸，却很少提醒无产阶级该如何利用争取的8小时以外的时间为自己、为他人谋求真正的自由、独立、尊重乃至幸福。马克思终其一生要实现的社会，真正需要的斗争方向不是外在，而是每个人自己。
马克思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家小住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库格曼夫人的一大盘玻璃器皿被来访客人摔坏了——当时的玻璃器皿是比较昂贵的东西——库格曼夫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被门槛绊倒的客人有没有摔坏。为此，马克思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所有的人在大事小事上都这样想，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追求的东西。这就是对我刚才的猜测的一个真正有力的证明。”这是一件小事，但通过这件小事，却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断在寻找构建他所期许的理想社会所必需的条件。
马克思终究是清醒的，他知道他的努力，只是推动着这个社会向良性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撼动，确实让无法瓦解他的意志、无法腐蚀他的心灵的政敌们只能想方设法地扭曲他、排挤他、诬蔑他，让不明真相的人跟着误会他、疏离他。
在马克思去世后，列宁受他的启发，进一步发现了链条的薄弱环节，在俄国首先进行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的尝试。后来，中国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一批先行者的思想加以理解与改造，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闯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我们却为他那极端的温厚所倾倒”
普通历史学者和深刻历史学家的差别，最明显的似乎是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体认深度。而这些对现实社会的体认，往往需要对社会保有一份超乎常人的理解与热情。威廉·布洛斯便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成为了一名社会沙文主义者。他所写的《法国革命史》，在1939年便被翻译到中国，它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文献一起，为我们深刻理解法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参考。
布洛斯曾被捕入狱，在他重获自由的时候，得到了无法想象的高级待遇。对于这一高级待遇，威廉·布洛斯是这样描述的：
我出狱的前一天，李卜克内西说他要在监狱门口等我。“你会感到吃惊的”，他用神秘的口气对我说，“你会大吃一惊的”......
这里所说的李卜克内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让李卜克内西说话时既神秘又激动的事，在布洛斯出狱的时候发生了。迎接布洛斯出狱的，除了承诺过要来接他的李卜克内西之外，还有三个人：李卜克内西的“一个小儿子”，“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这位“五十岁左右的人”得到了布洛斯的高度关注：“他瘦高的个子，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只有上嘴唇的胡子是黑的。他容光焕发，看上去像个快活的英国老人。”
威廉·李卜克内西像
这个人，布洛斯没有见过，但他很快就通过形象判断出来了——卡尔·马克思。为此，布洛斯备感荣幸：“在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受到《新莱茵报》的主编、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作者的欢迎，我是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啊!”在他们此后的聊天与接触中，布洛斯记下了不少马克思温柔敦厚的生活细节。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得到人们的认可后，对尊敬他的人极度傲慢。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不仅不以为忤，还因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为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斗争中有所贡献，一直保持对他的认可。在1842年海尔维格上书批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逐出普鲁士之时，马克思曾经为海尔维格前去找海涅，试图中止海涅对海尔维格的辛辣讽刺与挖苦。
与马克思站在同一战壕的人，与其相处大抵有相似的体验——愉快。约翰·斯温顿曾经在与马克思一家聚会后，对马克思一家人兴高采烈地生活在一起印象深刻，于是下了这样的断言：“卡尔·马克思懂得如何做一个外祖父，他不次于维克多·雨果，但比雨果更为幸福。他已婚的女儿们给他带来欢乐。”
海涅像，绘于1831年
这一感觉，是所有与马克思有过亲密接触的、与他有着相对一致道路的人共同拥有的。路德维希·库格曼在邀请马克思前往自己家里做客前，曾对自己的妻子明确断言：这些日子将永远留给她一种愉快的回忆。而这一断言，是在他的妻子已经知道马克思被逐出德国、住在英国伦敦有所顾虑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在1928年回忆他们一家人与马克思一家人的交往经历时，这么说道：
我的母亲是莱茵省人，年轻而乐观，对马克思的来访还有些顾虑。同时她也很想见一见这位献身于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敌视现代社会制度的可敬的学者。父亲整个上午和一部分午后的时间经常要忙于医疗事务，她怎么能和马克思这样的人物交谈呢?父亲肯定地告诉她，这些日子将永远留给她一种愉快的回忆，后来这个预言比其他一切预言更精准地得到了证实。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在他们汉诺威的家里共住了一个月，在他离开之后，她的父母亲仍不断回忆这些让他们难以忘怀的交谈、细节，她的母亲甚至为了参与聊天每天早早地起床料理好家务。他们的聊天话题，围绕着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展开。这样的聊天，如果遇到一位“不以教训的口吻来谈”的老师，又能和蔼可亲地对每一个人，不愉快都难。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摄于1913年
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的朋友、英国女作家玛丽安·科明曾这样描述她印象中的马克思家庭氛围：“从外表看，梅特兰公园路这所房子完全像一座寻常的郊区住宅，但是家庭的气氛却是异乎寻常地迷人。我认为，他有名士派风度，他殷勤好客，热情地接待每一个在当地没有家的人，来访者数不胜数，他们各有各的巨大魅力，但所有的客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多半没有钱，衣衫褴褛，行动隐秘，但是，他们全都十分有趣和诱人。”
作家的观察是敏锐的，只要是真诚对待马克思的人，都会得到马克思的真诚对待。列斯纳曾经这样回忆马克思：
我常常去拜访马克思。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在他的家园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他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非常重要。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
除了在家里竭尽所能地招待“多半没有钱”甚至“衣衫褴褛”的朋友们之外，马克思还常常帮助别人。国际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曾经抄录了1853年11月25日发表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是马克思被人不断诽谤时，他的三位战友约·魏德迈、阿·克路斯和阿·雅科比致在11月7日写下的。声明中，一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为很多报刊无偿撰写文章的事实，一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为了工人运动倾尽所有的情形。
马克思以他的温柔敦厚打动了所有真诚对待他的人，有很多不是马克思家人的人成为了马克思的家人，他们和马克思的妻子儿女一样，管马克思叫“摩尔”。1970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回忆录时，甚至直接用《摩尔和将军》为名。
当然，比马克思的温厚更让人感受深刻的，是马克思的真诚。尽管他常常以极大的耐心对待周围的人，“当他特别喜欢某一个人或者当他听到独到的见解的时候，就举起单片眼镜，以极大的兴趣望着这个人”。
马克思不喜欢浪费时间，当其女儿的作家朋友玛丽安·科明因为星期日午饭时间没有及时赶到，又花时间解释迟到原因时，被马克思毫不客气地训斥：
用解释来纠正错误，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能这样考虑一下也好，可是有人就不这样做。什么是人的最大财富，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时间。可是，偏偏就这样浪费掉了。自己的时间根本不珍惜，可别人的时间呢，譬如说我的时间呢，老天爷！这要负多大的责任呀！
但他批评完后，便迅速从愤怒转为了快活的微笑。因为，马克思不喜欢伤感等负面的情绪。为此，他曾不断劝诫别人抛弃负面情绪。弗兰契斯卡·库格曼曾经回忆说，马克思会引用歌德的话和海涅的诗来劝诫敏感的人——海涅曾用诗歌描绘一位因为太阳下山而悲伤不已的少女，歌德则直接明确地说：“我从不看重常常伤感的人，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成为坏同伴。”
在马克思身边的人，往往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马克思也愿意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规诫。路德维希·库格曼被称为“温采尔”，这与他给马克思讲了两名捷克统治者——善良的温采尔和凶恶的温采尔——的故事有关。在此之后，马克思总是根据他的言行，用“善良的温采尔”或“凶恶的温采尔”来称呼他，以便让他明确自己的言行中哪些合适、哪些不妥。
尽管温柔敦厚，尽管真诚，马克思终究还是有着鲜明的正义感，并时常大发雷霆。但他的朋友威廉·布洛斯这样评价他的脾气：“或许有人认为，这位伟大思想家同整个统治阶级个别人进行了极为激烈的论战，常常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描写他的性格，那是矛盾的。他大发雷霆的时候，都有正当的理由。”或许，今后我们读他的著作，也需要更多了解它们诞生的背景，以便更清楚了解他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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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的答案是“斗争”二字时，约翰·温斯顿感受到了绝望，却也悦服。因为，让朋友们感受到无比温柔敦厚的马克思一直在斗争。严格自律，坚定地相信自己所预设的理想社会有实现的机会，又脚踏实地地分析和发现每一个实现理想社会的因素，不管与他接触的人怎样评价他大海一般的温柔敦厚和雷电般的怒火，他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马克思——200年前诞生于德国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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