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URE10/19
第一次见到不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的。
这位拽姐就是76岁的安妮·卡森。
她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官方发通知的时候，她压根不接电话。
负责颁奖的瑞典学院打一次，她挂断一次，原因相当简单粗暴：不爱接电话。
官方这辈子没想到，自己会跟诈骗电话一个待遇。
最终能联系上，还要多亏安妮·卡森的老公。
他要求安妮·卡森回拨电话，瑞典学院才有机会通知到安妮·卡森。
然而，这位老奶得知自己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没有一丝兴奋和激动，只有震惊和不理解。
这时，如果有BGM，大概率是：“oh my god，你吓到我了～”
甚至在随后官方的电话采访里，安妮·卡森也是毫不留“情面”。
被问到之后准备干什么，她直言：“要去散步，这样就不用接电话了。”
诺贝尔官方的表情be like：
如此拽酷的个性，让安妮·卡森迅速出圈，人比作品还火。
尤其是她的穿搭，一度让她被认为是文学圈的时尚偶像。
可深入了解后，你就会发现，这位老奶其实根本不玩时尚。
衣着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态度：什么也无法定义她。
没有穿搭
安妮·卡森的穿搭，随便哪一个拿出来，时尚感都非常强。
黑西装，搭配简约的白色线条。
整个人就像一个旧世纪的绅士，克制，又严谨。
同样是西装，但搭配了一个很大的领带。
黑红撞色，搭配条纹裤子，莫名高智又俏皮。
灰色西装原本正式、严肃。
但搭配了红框的眼镜，整套看上去很鲜活。
纯色的红裙，搭配透明框的眼镜，有种少女的俏皮感。
但安妮·卡森其实并没有专门去打造时尚感。像刚刚那套灰西装穿搭，她就在脚下穿了一双运动鞋。
主打一个实用和舒适。
之所以会形成外界看到的穿搭风格，原因很简单。
一是因为她个人喜欢直角、线条，还有红色。
另一个则是因为王尔德。
高中的时候，安妮·卡森一眼看中了王尔德的衣服，从此便开始了模仿的路。
她跟几个同样喜欢王尔德的朋友一起，穿成王尔德的样子，背诵王尔德的经典句子，还在学校食堂编排王尔德式的对话。
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妮·卡森都将自己想象成重生的王尔德。
因为这个，她还决定学古希腊语。
在她的想象里，王尔德生活的时代，一定有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自己学了古希腊语，就会更像王尔德。
这段经历，对安妮·卡森影响极深。
长大后，她回忆起自己的模仿，会觉得那是一场审美教育。
但她从王尔德身上，学到的不止是感受美，还养成了反讽的习惯。
只要谈到严肃，或者涉及自己感受的话题，她就习惯开上一句玩笑。
曾经安妮·卡森的作品一直不被文学圈所接纳和认可，提起这件事时，她就调侃自己：“死后15分钟就会出名。”
这是她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用幽默的方式，避免在公众场合过度暴露自我。
毕竟安妮·卡森可是个妥妥I人。
I人的幽默“攻击”
安妮·卡森有多I？
《纽约时报》曾想做一篇她的人物特写稿，记者需要一直跟着她，记录生活日常、衣着、行为举止等等各方面的隐私。
这相当于将安妮·卡森全方位曝光，她死活不肯答应。
实在没办法，《纽约时报》搬来救兵，也就是安妮·卡森的出版商。
当时，安妮·卡森的新书刚出版，正是需要曝光的时候。
出版商不停劝她，整整两周时间，差点没把她烦死。
她一度觉得自己像是在受水刑。
最终，安妮·卡森受不了了，勉强答应接受采访，但有一个要求：只能通过邮件来沟通。
还有次，《The White Review》的编辑同样要采访安妮·卡森，方式依旧是邮件。
两人一来一回，持续了6个月，才将采访完成。
除了回避采访，公开的谈话，安妮·卡森也是能“逃”就“逃”。
纽约大学曾邀请她去和另一个学者对谈，结果，她直接把活动形式改成一起到舞台上朗诵。
她不喜欢外界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更不喜欢公开去表达自己，打造任何的公众形象。
在安妮·卡森书上的个人简介部分，几乎不放自己的照片，就连介绍也少到了极致。
她坚持认为，读者看书就可以了，没必要太多了解作者。
但安妮·卡森也不是拒绝所有。
很多采访、活动，还是会“抓”到她。
而安妮·卡森的应对方法，就是搞幽默。
拿完诺贝尔文学奖，她被问到，这会不会扩大影响力。
她却来了一句：“书上会多一个得诺贝尔奖的贴纸。”
之前，她拿了麦克阿瑟奖，也被问到是否改变了生活。
安妮·卡森的回答则是：“我买了几双新袜子，还有个新枕套。”
还有《国家报》的采访，记者上来就夸赞安妮·卡森：“我从没跟一位著名的诗人聊过天。”
安妮·卡森一听，直接婉拒诗人的身份：“今天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对方想再换个角度再继续，结果，她立马结束话题：“我并不出名。”
对于外界想要贴的标签，安妮·卡森都会丝滑躲开。
聊天可以，但别想对她下定义。
反叛
在记者的印象里，安妮·卡森一到公开场合，就会变得安静、害羞。
安妮·卡森的丈夫也曾表达过，和人相处，会消耗掉她。
可这种I人的个性中，又自带着一种张扬的反叛。
在多伦多读大学时，刚读了一年，安妮·卡森就办了退学。
理由是：学校教的一些东西，在她看来，并不重要。
于是，安妮·卡森跑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再接着回去读第二年。
然而没读多久，她又退学了。
这次，她是想去学自己感兴趣的视觉艺术。
但上课的时候，安妮·卡森相当后悔，整整一年，她都在学怎么设计麦片的包装盒。
结束后，她才回到多伦多大学，老实完成了学业。
不光上大学经历曲折，就连青春期，安妮·卡森也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的青春期是青少年的叛逆，而她的却是抵抗一切别人对自己下的定义，包括性别，并持续到了40岁。
哪怕是丧亲这种悲痛的事，她的方式也极其独特。
她有个大自己4岁的哥哥，离家20多年后，好不容易约她一起见面。结果，她出发前一周却收到消息，哥哥去世了。
安妮·卡森跑去买来一本空白的书，到处搜集跟哥哥相关的内容，每一页都做的不一样。
她想讲述哥哥这个人，而不是表现自己的怀念。
可以说，这本书是属于哥哥的墓志铭。
循规蹈矩这个词，几乎完全在安妮·卡森身上看不到。
70多岁的时候，她被确诊帕金森病。
她对抗的方式，就是跑去打拳击，一周三次。
就算是当教授，也束缚不了她。
在学校教课的时候，安妮·卡森总是给学生安排一些很荒诞的作业。
比如只给三个词，让学生去创作。或者，烧掉某一个东西，然后去用它的灰烬创作。
人生有限，有趣最重要。
安妮·卡森的反叛，不只是她生活的态度，也是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如果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她，那或许是一棵独自在平原上伫立的树。
倔强地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却又四处伸展着枝桠去触碰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