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北郊32路末班车出了桩怪事。后来交警队的卷宗上写的是“车辆失踪”，公交公司内部通报写的是“重大运营事故”，只有调度室的老孙头在退休前跟徒弟嘀咕过一句：那趟车，本来就不该发。
陈屿是倒数第二个上车的。他记得清楚，十一点半左右，南门站牌底下就他和一个拎布兜的老太太。老太太不上，他也不催，缩着脖子靠在站牌铁柱子上刷手机。32路那辆老柴油车从北边晃过来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先到了——闷，沉，像有人拿湿棉被捂着嘴咳嗽，咳到一半咽回去了。车停稳，气闸“嗤”地一响，门开了。陈屿抬脚上去，投了币，挑了右侧靠前门那个单座。老太太跟在他后头，布兜搁在腿上，坐了他后面一排。
车上本来就有几个人。司机老赵，售票员小周，后头双排座上窝着一对年轻夫妻，女的已经靠在男人肩膀上合了眼。车厢里一股柴油混着暖风的味儿，不算好闻，但冬天夜里坐末班车的人不在乎这个。
车往西开。出了镇子，路灯就断了。车灯切出去的光柱里只剩光秃秃的杨树杈和灰白色的路面，风从窗缝往里钻，哨子似的。
过了青龙桥大概三百米，陈屿先看见的。前方路边两个黑影并排站着，朝车头方向招手。那个位置没有站牌，连个水泥墩子都没有。老赵骂了一声，脚底下没松油门。小周探头看了一眼，说停一下吧，末班了，这风能把人耳朵刮掉。
车靠边停了。陈屿当时正低头看手机，只听见车门打开，然后是一阵很轻的、什么东西蹭着地板的声音。他抬起头，上来的是三个人。两个穿深色长袍的，脸色在车厢顶灯底下白得发灰，中间架着一个脑袋耷拉的，头发帘把整张脸遮得严严实实，两条胳膊搭在旁边人肩上，软塌塌的，一点劲都不吃。长袍的样式很旧，圆领，下摆拖到脚面，像老照片里才有的那种衣服。三个人一句话没说，径直往后走，并排坐在了最后一排。
小周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几位是影视城拍戏的吧，衣服都没换”。没人接话。年轻夫妻里的男人扭头看了一眼后排，又飞快转回来，搂女人的手明显紧了。陈屿也觉得后脖颈有点发凉，但他想的是另一件事：那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地板上的响声不对。不是鞋底踩铁皮的“咚咚”声，是蹭，像蛇皮袋拖在地上。
车又开了两站，年轻夫妻几乎是抢着下去的。男人下台阶时绊了一个趔趄，手撑在路边的冬青丛上，头都没回。车门关上，车厢里一下子空了大半，只剩陈屿、他后面的老太太，和最后一排那三个。
老太太就是这时候站起来的。她走到陈屿旁边，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嗓门扯得整辆车都能听见：“你偷我钱包！”
陈屿懵了。他二十出头，脸皮薄，腾地站起来：“谁偷你钱包了？”
“就你！上车就贴着我坐，手不老实！”老太太死死拽住他夹克前襟，指甲掐进布料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着，“前面就是派出所，你跟我下去！”
陈屿脸涨得通红，一把甩开她：“去就去！”
车停了。老太太连拖带拽把他扯下车门，脚一落地，车门就在他们身后“哐”一声合上了。尾灯在黑暗里缩成两个红点，拐过山嘴，没了。
陈屿甩开她胳膊，嗓门还没降下来：“派出所呢？哪儿呢？”
老太太没接话。她靠在路边水泥桩子上，喘了好一会儿。风把头发吹得满脸都是，她抬手拨开，看着陈屿的眼睛，声音忽然压得很低：“没有派出所。我救了你一命。”
陈屿愣住。
“后上来那三个，”老太太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干涩地响了一声，“你看见中间那个的脑袋没有？从上车到坐下，没抬起来过。人喝醉了，身子是软的，头往下出溜。那个人的脑袋，是直挺挺垂着，脖子硬邦邦卡着，像根棍子戳在那儿。”她停了一下，风灌进嘴里，呛得咳了一声，“还有架人的那两个，袖口底下露出来的手，指甲盖全是青的。”
陈屿没说话。他想起来，那三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味道。很淡，闷闷的甜腥气，像夏天垃圾堆深处翻出来的东西，被冷风冻住了，若有若无。他当时以为是暖风管道里吹出来的灰。
“还有，”老太太的声音更低了，“你坐的那个位置，右侧靠前门那个单座。我在这条线上等了七个晚上。前六个晚上，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都没下来。”
陈屿的后背贴着棉夹克，一层汗刷地凉透了。
“什么意思？”
老太太没回答。她从布兜里掏出一张折得发软的纸，塞进陈屿手里。“你要是不信，明天去公交公司查。过去一个月，32路末班车在青龙桥以西下车的乘客，有几个第二天还出现在别的地方。”她说完就转身走了，布兜挎在胳膊上，步子不快，但陈屿没追。他站在风里，把那张纸展开，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别坐右边靠前门。那个位置是留着的。
第二天上午，公交总站报了案。夜班32路末班车，司机老赵，售票员小周，连人带车，没回场。调度记录显示车十一点四十从南门站发出，之后没有任何回站记录。GPS？那年头没有。出镇子之后的路段，摄像头一个都没有。
陈屿是自己找上门的。他坐在派出所硬板椅子上，把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做笔录的民警笔停了三次，最后把本子合上，说你先回去吧，有情况联系你。陈屿走到门口，听见身后那个民警低声跟同事说了一句：“昨晚上就这俩人报的警，小伙子说话颠三倒四，老太太一口咬定有鬼。”
第三天下午，北郊水库西岸的巡库员在水边烂泥滩上看见了一辆车。车门大敞，歪在斜坡上，半个轮子陷进淤泥。线路牌糊满了泥，但“32”还能认出来。
警方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手电打进车厢，翻倒的座椅、碎了一地的玻璃碴子，三具蜷在过道和后排角落里的尸体。衣服烂得挂在骨头上，皮肤是湿漉漉的暗绿色，五官已经认不出来了。法医蹲在车厢里抽了半根烟才站起来，说了一句在场所有人都没接话的话：“这烂的程度，搁夏天也得十天往上。现在十一月，山里夜里零下。他们烂成这样，至少死了半个月。”
老赵和小周不在尸体里。那三具尸体，没有一具对得上失踪的两个活人。更让现场的人头皮发紧的是油箱。打开油箱盖的时候，淌出来的液体是暗红色的，黏稠，铁锈和甜味混在一起，滴在泥地上渗进去，颜色半天不散。化验结果出来：人血。满满一箱。
但这些陈屿都是后来才听说的。他当时更在意另一件事。他从派出所出来后，托一个在公交公司实习的同学查了调度系统。过去一个月，32路末班车在青龙桥以西各站的下车刷卡记录一共七条。除了他自己和老太太那一笔“纠纷下车”被单独标注之外，另外六条记录的乘客姓名，在后续的乘车记录里全部是空白。没有换乘，没有返程，没有任何一条公交、地铁、出租车的刷卡数据能把那六个人接上。六个人，像从刷卡机里刷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在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里出现过。
同学在电话里说，可能是数据丢了，系统年底老出毛病。陈屿没接话。他想起来老太太塞给他的那张纸，上面那行字后面其实还有半句，被折痕磨得看不太清了，他当时在路灯底下辨认了半天，认出来是六个字：车在等人凑数。
后来案子没破。夜班32路改了线，末班车不再走青龙桥以西那段山路。司机们私下传话，说那条路晚上“不干净”，能绕就绕。老太太再也没有出现过。陈屿搬离了北郊，有人问起那晚的事，他只说一句：“她拽我下车的时候，手是抖的。但她一眼都没往后排看。”
公交系统的老人偶尔还会提起这桩事。喝了酒之后，有人压低声音补一句：水库边那三具尸体，后来在失踪人口库里比对上了三个名字，住址登记在青龙桥附近一片早就拆干净的老宅基上。那一片，据说光绪年间是旗兵营房，庚子年死过不少人，尸首没收全。至于油箱里的血到底是谁的，老赵和小周去了哪儿，没人给出过答案。
陈屿后来自己想过很多遍。他想得最多的不是那三个人，也不是油箱里的血。他想的是老太太那句话：前六个晚上，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都没下来。她等了七个晚上，等到了一个她拽得动的人。前六个晚上，她拽过吗？还是说，前六个人里，有人信了售票员那句“拍戏的，喝多了”，把脸转回去，继续坐到了终点？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张纸条他到现在还留着。折痕最深的那一行字，他已经不用展开就能背出来。
有些车你赶上了，是运气。有些车你没赶上，也是。但最让人夜里睡不踏实的，是那些赶上了、却不知道自己赶上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