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粟裕从苏联回到北京。此时的朝鲜战场，正处在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的关节点上。按许多人的直觉，这位解放战争中屡次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名将，养病归来后似乎应该奔赴前线。可是，中央的安排却出人意料：粟裕没有入朝，而是进入总参谋部，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
这不是对粟裕军事才能的冷落，恰恰相反，其中包含了对战局、军队建设和粟裕身体状况的综合判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很快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粟裕原本负责渡海作战准备，后来被调往东北，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安排，足以说明中央当时确实把他视为可能承担重大对外作战任务的将领。
然而，粟裕的身体没有给他留下充足余地。长期战争造成的旧伤，加上头部残留弹片和高强度指挥带来的精神压力，使他的美尼尔综合征不断加重。眩晕发作时，他甚至难以站立，日常生活也需要家人照料。
毛泽东十分关心粟裕的病情，曾让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询问情况，并劝他安心休养。粟裕却始终惦记部队和战局。据楚青回忆，粟裕病重时仍经常谈起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那种心情可以理解：将领身在病榻，脑中却还在推演地图。
朝鲜战事的发展，使原有设想逐渐发生变化。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先后取得第一次、第二次战役等重要胜利。到1951年春夏，经过第四、第五次战役，战线大体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10日以后，双方大规模运动战明显减少，战争开始转入阵地防御和谈判相互交织的阶段。
这意味着，朝鲜战场已经不再完全是单纯比拼突击速度和穿插能力的战场。坑道、阵地、火力配置、后勤补给以及轮换制度，逐渐成为决定战局的重要因素。粟裕最擅长的，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捕捉战机，实施连续突击。到了阵地战阶段，这种指挥特长当然仍有价值，但未必需要临时更换前线主帅来发挥。
更关键的是，志愿军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指挥体系。彭德怀负责总体指挥，邓华等将领长期在朝鲜前线工作，对部队状况、地形特点和敌我部署十分熟悉。临战换将从来不是小事，尤其是在部队已经适应既有指挥关系的情况下。一个新指挥员即便能力突出，也需要时间熟悉情况，贸然调整反而可能影响作战秩序。
有人会问，粟裕既然不能去前线，为什么不让他留在地方军区，而要调入总参谋部？原因在于，战争并不只发生在前线。抗美援朝需要动员全国的兵员、装备、铁路、粮食和医疗力量，国内军队的训练、编制、战略储备，也必须同步调整。总参谋部正是统筹这些工作的核心机关。
当时，人民解放军正从长期革命战争状态转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军区之间如何协同，兵力如何部署，部队训练采用什么标准，炮兵、装甲兵和工程兵怎样发展，都需要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参与谋划。粟裕长期负责大兵团作战，对兵力配置、战役协同和后勤保障有深刻认识，这些经验放在总参谋部，同样能够发挥作用。
聂荣臻当时代理总参谋长，工作涉及面很广，但军队建设中的具体军事问题，仍需要经验丰富的作战将领协助处理。粟裕到任后，并不是坐在机关里做一般事务，而是参与训练、作战准备和军事规划等重要工作。有人曾问他是否遗憾没有去朝鲜，他的态度很明确：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工作。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符合当时的实际。粟裕的价值，不仅在于亲临前线指挥一场战役，更在于把多年战争中形成的经验，转化为全军建设可以使用的制度和方案。
1954年10月31日，粟裕正式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任命并非突然改变，而是他在总参谋部工作数年后，军事能力、统筹能力和工作成效得到进一步确认的结果。
因此，1951年粟裕没有去朝鲜，既有前线战局变化的因素，也有指挥体系稳定和军队建设需要的考虑，更不能忽视他的身体状况。对一名经历过长期战争的高级将领而言，治病归来并不等于能够立刻承担最繁重的前线指挥。中央把他放在总参谋部，是让他的经验服务于整个军队，而不是局限在一条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