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夏天，雨水稠得化不开，唐北乡滥港村（现庆丰乡滥港桥村）的土路上，一脚踩下去能带起半斤泥。
这天天刚蒙蒙亮，村子里的狗却突然疯了似的狂叫起来。
五十四岁的曹宪章当时正坐在自家大门口的破木凳上，他手里攥着一把生了点锈的锄头，正一下一下，慢条斯理地在磨刀石上蹭。
“哧——哧——”磨锄头锋刃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
老伴季氏在院子里也没闲着，五十二岁的人了，手脚依然麻利。她正抓着一把瘪谷子，作势要往鸡窝那边撒。
院子里看着和往常一样，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庄户人家。可谁能想到，这座看似平静的院子里，藏着天大的秘密。
就在曹宪章的书桌前头，赫然放着两支步枪。
这枪，是昨晚十总区队排长管维清负伤后带回来的。这两天，唐北乡副乡长陶爱群和村妇救会主任吴芝秀两口子也躲在这儿。
众人还没来得及转移，反动军队四三六团当日就就下乡“扫荡”了，此刻，这伙人已经到了曹家园附近，脚步声、叫骂声顺着土路就传了过来。
时间紧迫，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曹宪章眼皮子一跳，猛地站起身，压低嗓音对季氏说：“快快快，把枪卷起来！”季氏二话没说，转身进屋，一把扯过那床晒谷子用的竹帘子。曹宪章大步跨过去，抄起那两支沉甸甸的步枪，往帘子里一塞。季氏手一拢，顺势一卷，抱在怀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厕所墙根底下，连塞带藏，码得严严实实。
“维清，去灶房，赶紧生火做饭！”曹宪章转头吩咐受伤的排长。管维清咬着牙，忍着伤痛，一瘸一拐地进了厨房，抓起一把柴火就往灶膛里塞，浓烟立刻顺着烟囱冒了出来。
“爱群，你赶紧去厕所蹲着！”曹宪章又指了指副乡长陶爱群，“要是敌人问起来，你就装成我那个耳聋的儿子！”陶爱群心领神会，把头发揉乱，佝偻着腰，往厕所一蹲，嘴里还发出“啊啊”的闷声。
吴芝秀也赶紧系上一条沾满油污的粗布围裙，手里攥着把小铁锨，装作要去地里点豆子的样子。
一切刚安排妥当，几个国民党兵端着枪，凶神恶煞地就闯进了院门。
曹宪章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坐回门前的破凳子上，低下头，继续“哧哧”地磨着锄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老东西，家里藏没藏共党！”领头的兵大声喝问。
曹宪章抬起头，堆起一脸苦笑：“老总，您看俺们这穷家破户的，哪敢藏什么人啊。就俺老两口，还有个聋儿子在里头蹲茅房呢。”
这时候，季氏扭着腰走了过来，脸上堆着笑，指着鸡窝故意大声咋呼起来：“哎哟，老总们辛苦了。这天还早呢，俺家那鸡窝门还没开，母鸡正抱窝呢，正好捉两只肥的给老总们补补身子！”
这招真绝。
这帮士兵们一听有鸡，眼珠子都快掉进鸡窝里了。领头的士兵一挥手：“去去去，抓几只鸡去！”
几个兵立刻撂下枪，争先恐后地弯下腰，撅着屁股在鸡窝里乱抓乱扒拉。鸡被惊得扑棱棱乱飞，“咯咯”叫着满院子乱窜。敌人一边骂，一边追，院子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曹宪章瞅准了这个空当，手底下加快了动作。他故意把磨好的锄头往地上一杵，对着灶房的方向大声喊道：“维清啊，别添柴了，趁这会儿日头好，你赶紧拿着锄头下地去，把北坡那块草给锄了！”
管维清在灶房里应了一声，走出来，曹宪章顺势把锄头递到他手里。
管维清低着头，装作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扛着锄头，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出了院门。
另一边，吴芝秀趁着敌人光顾着抓鸡，也悄没声地溜出了大门，手里的小铁锨一晃一晃的，真跟去地里种豆子似的。
敌人折腾了好一阵子，鸡毛掉了一地，最后总算抓着两只鸡。领头的提着鸡，掂量了掂量，咧着嘴笑了，带着手下，骂骂咧咧地走出了院子。
等敌人的影子彻底消失在村口，季氏这才觉得两条腿发软，靠在门框上大口喘着粗气。曹宪章放下手里的锄头，手心全是汗。
伤排长和两个干部，就在曹宪章夫妇这看似寻常的磨刀、捉鸡的掩护下，安全脱了险。
那年夏天的风，吹过滥港村的土墙，吹得人心头热乎乎的。
后来日子太平了，曹宪章依旧做他的私塾先生，季氏依旧种她的地，两人从没跟旁人炫耀过什么。
直到许多年后，人们翻起这段往事，才知道那个闷热的早晨，这老两口经历了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
没有枪声，没有硝烟，有的只是庄稼人骨子里的胆识和默契。历史的大江大河，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个个质朴的百姓，用他们最朴素的智慧，硬生生地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