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史上，有一段非常奇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开国上将萧克与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从1934年贵州深山的意外相遇，到长征途中的患难与共，从分别半个世纪的杳无音信，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录像带的“跨洋相见”，这段跨越国界、跨越信仰、跨越时空的情谊，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见证着人性的光辉与友谊的力量。
红军深山偶遇传教士
1934年8月7日，奉中革军委之命，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肩负着为中央红军探路、寻找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点的重要使命。
红六军团出发后，一路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转战50余天，历经大小战斗数十场，进入贵州境内。当时正值酷暑盛夏，黔东南深山密林间湿热难耐，蚊虫叮咬不止，加上长途奔袭、补给断绝，部队伤病员激增，药品、食物、经费极度匮乏，不少战士因伤病、饥饿倒下，全军上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恰在这时，传教士薄复礼与妻子露西、另一位传教士海曼夫妇及两个孩子、一名新西兰籍女传教士，一行7人从旧州前往镇远，沿着贵州黄平境内的山间小径赶路。据薄复礼在回忆录《神灵之手》中记载，当时他们一行携带了简单的行李和传教用品，原本计划在途中的小山村过夜，却在午后时分遭遇了意外。
突然，一群身着灰布军装、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红军战士从茂密的丛林中冲出，手持步枪，神情警惕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战士们面色疲惫，衣衫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不少人还带着战斗留下的伤痕，但眼神却坚定而锐利。
基于历史认识，红军官兵对外国传教士心存极强的戒备，普遍认为他们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甚至可能是刺探红军情报的间谍。因此，战士们当即上前将这一行7人扣留，没收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相机和信件，对他们进行初步询问。
领头的传教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1897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幼年随父母移居瑞士，成年后加入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1922年，25岁的他受教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活动，一待便是12年。他深耕黔东南地区，努力学习中文，能熟练使用汉语交流，还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自取中文名“薄复礼”，取“克己复礼”之意，足见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在贵州的12年间，他走遍了当地的山村小镇，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风土人情，甚至能说比较流利的贵州方言，这也为他后来与红军的相处、为红军提供帮助埋下了伏笔。
第二天，萧克率领红六军团顺利攻占旧州，随后将扣留的7名外籍人士带到军团临时驻地，逐一审讯核查。红军战士们态度严肃，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份、来意、在华活动情况，还查验了他们的传教证件和相关信件，经过反复核实，确认他们只是普通的传教士，没有参与任何危害中国革命的活动，也不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红军当场释放了所有妇女、儿童和挑夫，仅留下薄复礼与海曼两人。
留下这两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通过他们弄到一些药品和经费，以缓解部队的燃眉之急。
然而，当时国内局势混乱，交通闭塞，薄复礼与海曼试图联系教会转达红军的要求，却始终无法取得有效沟通，教会方面也迟迟未回应这些要求。就这样，薄复礼与海曼被迫跟随红六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这一留，便是整整18个月。
跟随红军行军初期，薄复礼心中的恐惧始终未消，他被红军士兵严密看管，每天只能跟着队伍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饮食十分简陋，多是粗粮野菜，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保证。他不知道红军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被扣押多久，整日战战兢兢，甚至一度担心自己会被处决，常常在深夜辗转反侧，思念远方的家人。
一张法文地图，解红军绝境
对于远征的红六军团而言，比缺衣少食、缺医少药更棘手的，是无法确定准确的行动路线。当时，红军身处陌生的黔东南深山，这里地势险峻、山川纵横，道路崎岖难行，而全军仅有的一张地图，竟是一本中学课本上的贵州略图。这张略图比例尺极小，仅粗略标注了省会、县城的大致位置，对于红军行军作战至关重要的山脉走向、河流分布、山间小路、渡口桥梁等，均无任何详细标识，根本无法指导部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成为红六军团摆脱困境、完成会师使命的关键瓶颈。
红六军团西征的核心任务是寻找红三军会合，而当时国民党军已调集湘、桂、黔三省18个团的兵力，对红六军团实施围追堵截，红军随时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圈。没有准确的地图，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不仅无法避开敌军主力，还可能误入险峻地形，导致部队陷入绝境。萧克将军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和任弼时、王震等军团首长每天都要对着那张简陋的战略图反复研究，常常彻夜难眠，心中满是焦虑——一旦路线判断失误，不仅会延误会师时机，还可能让整个军团陷入灭顶之灾。
红军攻占旧州后，在对当地教堂进行搜查时，一名战士在教堂的储物间里，意外发现了一张约一平方米大的法文版贵州全省地图。这张地图由法国传教士绘制，纸张虽已泛黄，却保存完好，标注极为详细，省内的山川、河流、城镇、村落、小路、渡口、桥梁甚至山间隘口，都清晰可见，小到一个不知名的山村、一条小溪，都有明确标注，正是红军急需的行军“指南针”。消息传到军团司令部，萧克等首长当即赶到现场查看，看着地图上详细的标注，萧克激动地说：“这张地图来得太及时了，简直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然而，地图上所有的地名、标注全是法文，红军官兵中没有一人懂法文，这张珍贵的地图如同一张“天书”，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告诉萧克，被扣留的传教士薄复礼，曾在瑞士生活多年，可能懂法文。当即派参谋将薄复礼请到军团临时司令部——这座破旧的教堂后殿。
薄复礼后来在回忆录《神灵之手》中，生动地记录了第一次见到萧克的场景：“他（萧克）只有25岁（实际27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
萧克没有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指着桌上的法文地图说：“请你帮我们翻译这张地图，把所有山川、江河、城镇、村庄、道路的法文标注，全部译成中文，这关系到我们整个军团的生死存亡。”
看着萧克真诚恳切的眼神，看着屋外红军战士们疲惫却坚毅的脸庞，看着那些因伤病而痛苦呻吟的战士，他内心的防线渐渐松动。他意识到，这支队伍并非外界传言中“烧杀抢掠”的“匪徒”，而是一群为了某种信念而苦苦挣扎、不畏艰难的人。最终，他点了点头，答应帮助红军翻译地图。
那个夜晚，教堂里煤油灯的光映照着两人的身影，彻夜未熄。薄复礼坐在桌前，戴上眼镜，逐字逐句辨认法文标注，一边辨认一边口述中文译名；萧克则俯身在地图上，一笔一划地认真标注，反复核对山川走向、道路位置，生怕出现一丝差错。有时，为了一个地名的准确翻译，两人会反复推敲、核对……从深夜忙到黎明，整整熬了一夜，两人都疲惫不堪，却没有丝毫懈怠，终于完成了这张关键地图的翻译。
这张翻译后的地图，对远征的红六军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重要性远超萧克将军最初的预期。萧克后来多次感慨：“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用的是中学课本上的小地图，毫无战术价值。薄复礼翻译的这张大地图，在最需要的时候，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成为我们转战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
据史料记载，红六军团凭借这张地图，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军队在黔东南的多处封锁线，绕开了敌军重兵把守的城镇和渡口，减少了部队的伤亡；为红军的宿营和补给提供了便利，地图上详细标注了沿途的村落、水源地，让红军能够提前规划宿营地点，及时寻找水源和粮食，缓解了部队的补给困境；还为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红三军改编）会师奠定了基础——通过地图明确了会师地点的具体位置和行进路线。
如今，这张珍贵的地图原件，仍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地图上的字迹虽已有些模糊，但那些由薄复礼翻译、萧克标注的中文地名，依旧清晰可辨。它默默见证着一张地图如何改变一支军队的命运，见证着两个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缘分。
翻译完地图后，薄复礼的身份悄然转变——从“被扣留的人质”变成了红军的“特殊合作者”。在贵州生活了十多年的他，熟悉贵州的地理民情，还能为红军介绍当地的气候、物产、民俗，甚至提醒红军避开易遇敌军的汽车路、选择隐蔽的山间小道，避免遭遇敌军伏击。萧克也常常与他围坐交谈，从信仰聊到理想，从中国聊到世界，从贵州的风土人情聊到西方的文化习俗，两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消融，慢慢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
传教士眼中的真实红军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5省，行程1万多里，宿营300多处，全程历时560天，创下了一个外国人跟随红军长征时间最长的纪录。这段日子里，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用眼睛观察、用心感受，记下了一个与外界传言截然不同的红军形象。
在薄复礼的眼中，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长征途中，红军常常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用民房；哪怕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会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偏远山区的百姓起初因不了解红军，纷纷躲避，红军便耐心宣传政策，用真诚和行动赢得信任，不少百姓后来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
他看到的红军，是一群信仰坚定、不畏艰难的年轻人。他们衣衫破旧、有的甚至打着赤脚，却始终斗志昂扬，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极端环境，从不退缩，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仰，不惜流血牺牲。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
他还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友爱、同甘共苦。从军团长到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萧克、王震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时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起唱歌、演戏、谈心。队伍中充满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哪怕身处绝境，战士们也会用歌声、口号鼓舞士气。
起初，薄复礼对红军的信仰和革命理念并不认同，但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日子，让他彻底改变了偏见。他不再认为红军是“匪徒”“强盗”，而是一群为了理想奋斗、值得尊重的革命者。
1936年4月12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抵达云南富民县，萧克正式宣布释放薄复礼。
释放当晚，萧克特意主持了一场送别宴会，亲自下厨做了薄复礼爱吃的粉蒸肉，被俘后在红军当教员的国民党将领张振汉、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也来作陪。萧克对薄复礼说：“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租借地，我们决定放你走。”临别时，萧克握着他的手说：“将来我们还是朋友”，并为他准备了路费和干粮。
离开红军后，薄复礼重返昆明。他仅用3个月便写完了《神灵之手》一书，1936年11月在伦敦出版，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一年，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向西方全面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书中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长征历程、精神风貌，打破了西方对红军的恶意抹黑和偏见，让世界第一次通过一个中立观察者的视角，了解到红军长征的真相。
仅仅一个月后，《神灵之手》便再版，让遥远的红色征程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跨越五十年的重逢
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华重走长征路，采访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萧克。采访中，索尔兹伯里突然问：“您还记得长征中，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帮你们翻译过贵州地图吗？”萧克有些激动地站起来说：“当然记得，他叫薄复礼，跟着我们走了18个月，帮了我们大忙，是我们的老朋友。”
萧克告诉索尔兹伯里，自己多年来一直怀念这位特殊的朋友，也打听过他的下落，却始终杳无音信。他恳请索尔兹伯里帮忙寻找：“如果能见到这位友人，或者他的家属，请代我转达问候，告诉他，我一直记着他，记着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
同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又特意委托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查找薄复礼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两条好消息先后传来：索尔兹伯里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中国外交人员也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确认了他的住址和近况。此时的薄复礼已87岁高龄，身体依旧硬朗，当他得知萧克还惦记着自己，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给萧克回信，字里行间满是思念之情。
此后，两位老人开始了跨越重洋的书信往来。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薄复礼，转交自己的亲笔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纪念画册。
薄复礼捧着画册，看着当年自己跟随过的红军如今的风采，看着萧克将军的亲笔字迹，连连感叹：“当年的那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们用信念和勇气，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也托来人给萧克带去了自己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和一盘记录自己近况的录像带，让萧克了解自己的晚年生活。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摄像录像可以让远隔重洋的人们通过屏幕实现“面对面”交流。萧克将军在北京的家中，看到了薄复礼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的录像，老将军激动不已。当即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薄复礼。在录像中，他向薄复礼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回忆着当年翻译地图的那个夜晚，回忆着长征路上的患难与共。
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中外观众在中央电视台编辑的节目中看到了如下的画面，听到了如下的声音——
萧克将军满带感情地说：“老朋友，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你。”薄复礼用颤抖的声音回应：“我很好，谢谢你一直记得我，记得那段岁月，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聊起了各自的晚年时光，话语亲切温暖，仿佛从未分开过……这段跨越重洋的“相见”，没有距离的隔阂，没有信仰的分歧，只有两个老朋友之间最真挚的牵挂与祝福。
两位老人跨越国界、跨越信仰的真挚情谊，通过电视屏幕，传递给了无数观众。这不仅是两位老人的重逢，更是一段传奇历史的回响，是人性光辉与和平友谊的见证。
1993年，96岁的薄复礼在英国曼彻斯特安详离世；2008年，102岁的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
两位老人虽已离世，但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本文作者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