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湖南长沙，黄兴的灵柩归葬岳麓山，沿途人群肃立。这个场面说明，湖南在近代并不只是“出将军”的地方，更是许多政治人物、军事人物和思想人物交汇的舞台。
湖南人的崛起，有一层不能绕开的背景。湘军兴起以后，湖南地方社会形成了重视操守、讲求实务、崇尚武备的风气。到了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接连而来，许多湖南青年离开乡土，进入新式学堂、军队和革命组织。有人投笔从戎，有人组织武装，也有人在后方从事政治和宣传。
黄兴就是其中的代表。1895年，他在长沙创办算学堂，后来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同盟者。宋教仁出身常德，谭嗣同来自浏阳，蔡锷生于邵阳。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但都在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折关头留下了深刻印记。
湖南在军事领域的分量，真正得到集中体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
十大元帅中，湖南有三位。彭德怀是湘潭人，贺龙出生于桑植，罗荣桓出生于衡山。三人的经历并不相同：彭德怀以敢打硬仗、善于指挥大兵团著称；贺龙早年即投身武装斗争，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创建者；罗荣桓长期负责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对军队制度化发展贡献很大。
有意思的是，湖南名将并非只集中在最高军衔层级。1955年授衔的十位大将中，湖南籍将领有六位，分别是粟裕、陈赓、谭政、黄克诚、萧劲光、许光达。
粟裕出生于湖南会同，长期在华东战场指挥作战，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展现出出色的大兵团指挥能力。陈赓是湘乡人，既有丰富的战场经验，也善于带兵，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黄克诚来自永兴，军事判断之外，尤以敢于坚持原则、重视战略全局受到重视。萧劲光出生于长沙，后来长期主持海军建设。许光达是长沙人，主持装甲兵工作，为人民解放军装甲力量的建立打下基础。谭政则以军队政治工作见长，参与了相关制度的完善。
如果把视线放宽到上将、中将和少将，湖南籍将领的数量同样可观。邓华、杨得志、杨勇、王震、萧克、苏振华、李聚奎等人，分别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邓华在解放战争中参与指挥东北和华北战事，后来担任志愿军重要领导。杨得志、杨勇都以善打硬仗闻名，王震则兼具军事指挥和根据地建设经验。萧克既能带兵，也重视军事理论；苏振华长期负责部队建设；李聚奎则在后勤和军事工作方面有突出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关于湖南籍开国将帅的具体数量，不同资料有时存在差异。原因在于湖南行政区划曾有变化，籍贯认定也有出生地、祖籍等不同口径。较为稳妥的说法是：湖南籍将帅在开国将帅群体中占有很大比重，尤其在高级将领中十分集中，称其为重要的将星集中地，并不夸张。
湖南人的军事传统，也延伸到了国民政府军队和地方武装体系。抗战期间，王耀武、薛岳等虽非湖南籍，但湖南部队和湖南将领在多个战场上都发挥过作用。湖南籍的宋希濂、郑洞国、廖耀湘、陈明仁、李默庵、刘戡等人，也曾在不同战场担任高级指挥职务。
1949年前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成为当时具有影响的军事人物。这个选择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同全国战局变化、国民党军队内部处境以及湖南地方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湖南的贡献还不能只用军衔衡量。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刘少奇出生于宁乡，任弼时来自湘阴，李立三是醴陵人，李富春出生于长沙，陶铸来自祁阳，李维汉来自长沙，滕代远出生于麻阳，谭震林来自攸县。这些人主要从事党务、政务、经济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却同样参与了革命事业的关键进程。
因此，湖南之所以在近代史上格外醒目，不只是因为出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和六位开国大将，更因为这里形成了一个层次完整的人才群体：前方有能征善战的将领，后方有组织建设者，地方有发动群众和经营根据地的人才。名将数量只是表面，军事传统、教育传播和社会动员能力，才是这片土地持续涌现重要人物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