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暖重阳｜三起案例解读，守护银发群体晚年安康

敬老崇文，岁岁重阳。晚年安稳，既需要亲情陪伴，更离不开法治护航。现实生活中，防范养老诈骗、财产处置、集体养老等问题，直接关系老年人晚年生活。本期，我们通过三起真实司法案例，做好释法明理，引导全社会共同筑牢老年人权益保障防线。

刘老太早年离异后主要由小儿子阿林照料。2014年，她曾立下公证遗嘱，明确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由阿林的儿子继承。2016年，刘老太入住养老院，开支由自身养老金支付。

无固定职业、无行医资质的李明常在养老院门口为老人看诊。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李明利用刘老太信任军人的心理，虚构服役经历骗取刘老太同情，并被刘老太认作“干儿子”。2019年，刘老太以探亲为由，随李明离开养老院，赴外省农村共同生活。期间，李明更换了刘老太的手机号码，且未通知其家人。此后，刘老太家人多次尝试联系二人均未能成功。2023年，李明主动联系律师，带刘老太订立代书遗嘱，载明“所有财产全部由大儿子李明一人继承”。订立过程中，刘老太抱怨“其他子女都不管我”。而见证律师并不知晓李明并非刘老太亲生子女。同年12月刘老太去世。李明未通知刘老太任何家属，当日便火化遗体，次日将骨灰撒至山野。随后李明持遗嘱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刘老太的全部遗产。而在此之前，刘老太名下大额定期存款被李明陆续转为活期，养老金账户亦被多次取现。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涉代书遗嘱为刘老太在受到李明欺诈的情况下订立，应认定无效。刘老太2014年的公证遗嘱有效，系争房产由其孙子继承；刘老太名下存款及李明转出的款项作为刘老太遗产进行继承，李明返还其占有的款项。李明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案涉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李明虚构军人身份博取老人信任，对见证律师刻意隐瞒非血亲子女的真实关系，又通过更换老人手机号、拒接亲属电话等方式，人为制造老人与原生家庭的信息隔绝，导致老人对子女赡养情况产生重大误判。上述行为构成法律规定的欺诈，直接污染了被继承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一审认定遗嘱无效于法有据。关于李明主张的适当分得遗产，其未能举证证明为老人生活、医疗支出的实际情况，反而从老人财产中大额获益，且在老人临终救治、后事处理中均未尽到基本义务，不符合“继承人以外扶养较多的人可分得遗产”的法定要件。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后延伸

何倩

未家庭

三级高级法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遗产继承纠纷日益增多，其中以“养老陪伴”“认干亲”等方式接近老人并实施财产欺诈的风险，值得警惕。高龄老人往往伴随着社交圈收窄、情感需求增强等特点，其意思表示的自主性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干预。

本案裁判，一方面通过否定欺诈遗嘱的效力，筑牢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司法防线；另一方面也向社会传递明确的价值导向：赡养老人、陪伴老人，应当以诚信为底色，以真情为内核。老年人作出遗嘱等重大财产处分时，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公证、律师见证等规范方式。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精神需求与生活状态，用亲情陪伴守护老人晚年。

现已八十岁的陈菊年轻时便患有精神分裂症，长期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早年间其与丈夫离婚后，陈菊的女儿跟随父亲生活，陈菊则主要由其母亲与妹妹陈兰轮流照料。母亲去世前立下遗嘱，明确陈菊的生活照料、财产管理由其妹妹等负责，房屋动迁时必须保障陈菊的独立住房权益。

2001年，陈菊原承租的公有住房动迁，该次动迁应安置人口包括陈菊、陈兰、陈兰的儿子等四人，最终获配公有住房一套。2012年，陈兰代理陈菊签订《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所购房屋产权归陈兰儿子个人所有，仅承诺保证陈菊的居住权利。随后陈兰儿子与售房单位签订《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买下该房屋并登记至自身名下。2025年，陈菊经司法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指定其女小刘为监护人。小刘随后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协议书及公房出售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陈菊长期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难以认定其2012年签订案涉协议时具备相应的辨认能力。陈兰作为实际监护人，在案涉房屋公转私过程中损害了陈菊合法权益，故判决支持小刘诉请。陈兰、陈兰儿子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的效力认定。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

本案中，陈兰以监护人身份代理陈菊签订购房协议，将陈菊基于动迁安置享有的房屋产权份额无偿让渡给自己儿子，陈菊不保留产权份额，仅由其子承诺保障居住权利。该行为难以认定为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故《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应认定无效。而《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系基于前述协议书订立，现合同基础已丧失，亦应认定无效。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后延伸

邵文龙

民事庭

四级高级法官

老龄化社会中，因认知、精神障碍等原因导致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老年人，其监护与财产保护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本案裁判既是对监护权滥用的否定，也是对失能老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

稳定的居住保障关系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房屋产权又往往是其重要的养老财产基础。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老年人基本居住保障的房产处分，司法审查往往更为严格。部分老年人亲属在承担监护职责时，误以为保障老人居住权即可，甚至借管理之便将老人房产、存款等重大财产变相转移给自己或者近亲属。这种行为不仅违背监护伦理，更突破了法律边界。

2024年6月，王先生入职某养老院担任院长，并签收了《岗位职责说明》，确认院长职责包含全面负责机构的运行管理，确保主要岗位人员配置及人员资质符合相关标准。

2025年4月至5月，医疗保障局对该养老院开展飞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养老院存在由无证人员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情况。医保局责令养老院退回相关医保款项，并对养老院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5万余元。

而后养老院以王先生存在管理疏漏、导致养老院受到高额罚款、市场部业绩下滑等为由，与王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王先生表示自己虽然是院长，但并非养老院负责人，不具备实际的人事录用、管理权限；针对无证诊疗问题，他曾向养老院负责人履行过汇报义务。王先生认为养老院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遂申请劳动仲裁并获支持。养老院不服，诉至法院，主张劳动解除合法，无需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