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声音一天响两回。

头一回是清早五点,家属院门口的灯还没灭,风箱一拉,炉膛里的炭就红一片。再一回是日头偏西,下班的自行车从厂门口涌出来,一片铃铛响,中间还是那个声音。

声音从门口那只风箱里出来。炉子是邢长安的。他六十一,补锅,在这家门口坐了二十六年。左边颧骨下面有一小块烫疤,是溅上的铁水,指甲盖那么大,颜色比旁边的皮浅。

一九七七年冬天,加代在县城落脚,屋里没生炉子。第三天夜里他冻得睡不着,跑到家属院门口,天还没亮,邢长安正在引火。

“叔,我想烧壶水。”

“壶呢。”

“没有壶,就一个搪瓷缸子。”

“缸子也行。”邢长安把炉口的铁盖挪开,让他把缸子搁上去,“水烧开再走。”

“给您多少柴钱。”

“不用。”

“那我给您劈两天柴。”

“劈两天柴,烧三天水。”邢长安说,“你这人算得清。”

他在那儿蹲了三天。第三天晚上,巷口过来五六个人,冲着加代来的。邢长安从炉子边站起来,横在那几个人跟前,说了几句。那几个人看了看他手里的家伙,骂了两句走了。

加代后来问过他一句。

“叔,那回你怕不怕。”

“怕。”邢长安说,“我在这儿有炉子。他们不敢砸炉子,砸了全家属院都得找我。”

这回加代来,邢长安正蹲在炉子跟前,手里一把小锤,在锅沿上敲。锅底上有一道裂缝,他用黄泥圈了一圈,正往裂缝上抹铁水。火苗子呼呼地起,风箱在炉子右边,一拉一送,把手上的木头被手汗浸得发亮。

“长安叔。”

“来了。”邢长安没抬头,“你别站下风口,火星子蹦。”

火星子从炉口跳起来,落在他左边颧骨下那块浅色的疤上,他用手背一抹。

加代往旁边挪了半步,蹲在棚子底下看。棚子是油毡搭的,挡雨不挡风。

“叔,这一只锅多少钱。”

“一块二。”邢长安把小锤在锅沿上又敲了一下,“听见没有,这一声脆的,就是补住了。”

“那要是哑的呢。”

“哑的就是没吃透,得再来一回。”他把锅转了个方向,“补锅的活儿,一半在火,一半在耳朵。”

“那您这耳朵,听得出几分。”

“听火候。”邢长安说,“火到了,锅就吃得住铁水;火不到,补上去也是浮的。”

“浮的怎么办。”

“拿回来再补,不收钱。”邢长安说,“补锅的招牌就是这个,补不好不要钱。”

骆满仓是那天下午来的。骆满仓二十八,在院门口摆过两年象棋摊,后来攒了点钱,从南边拉回来几张台球桌,一局五毛,一个小时两块。他穿一件白衬衫,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走哪儿都夹着。

“邢师傅。”

“你说。”

“这门口,以后留给我摆桌子。”

邢长安手上的小锤停了一下:“我在这儿二十六年了。”

“二十六年是你的事。”骆满仓说,“两天,两天之内挪走。”

“我这炉子占的地方,一条扁担宽。”

“一条扁担宽也是地方。”骆满仓把皮包换了只手夹,“我这儿要摆三张桌子。”

“门口的地是谁的。”

“谁的也不是。”骆满仓说,“我先摆上的就是我的。”

加代蹲在棚子底下,看着炉口那点火,没吭声。

第二天上午,骆满仓站在门口,冲着进出家属院的人说话。那时候正是上班的点,自行车一辆接一辆,都停下来看。

“补锅的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骆满仓说得很大声。

这话是对着邢长安说的。

“你说什么。”家属院里有人回了一句。

“我说实话。”骆满仓说,“你们看看,一年到头坐在这门口,谁家一年能补几回锅。”

“你家就不补锅?”人群里有人问。

“我家用铝锅。”骆满仓说,“坏了就扔。”

邢长安没抬头。他把火口的小铁盖挪了一下,把炉膛里的炭往中间拨匀。

散场的时候,骆满仓走过来,站在加代跟前。

“你这摊子一天烧多少炭?”骆满仓说,“我这儿三张桌子,一晚上坐满。”

“挪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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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手里端着刚补好的那只锅,锅底还烫。他两只手来回换了一下,没吭声。

“放下也是要挪。”骆满仓夹着包走了。

他把锅放在棚子底下的木板上,摊开手掌看了一眼,手心烫出了一片红。

当天傍晚,骆满仓让人从车上卸下三张台球桌。桌子是绿绒面的,边上包着牛皮。他把桌子摆在家属院门口的空地上,三张并成一排,占掉了炉子跟前那半条道。摆完,他抄起一根杆,在桌上摆了几颗球,一推。

“试试。”骆满仓说。

球在桌面上滚了几圈,撞进袋里。围着看的人不少,没人说话。

“一局五毛,一个小时两块。”骆满仓说,“谁来打,先交钱。”

“你这桌子占道了。”旁边有人说。

“占一半。”骆满仓说,“剩下那一半够走人。”

炉子在桌子那头,火苗子被桌子挡住了半截,风箱的声音闷闷的。

当天晚上,邢长安把加代叫到炉子边。

“你就别管了。”

“叔。”

“我这话不是假的。”邢长安把小锤放进木箱里,“我一个补锅的,跟人家争什么。桌子摆过来,我把炉子往棚子里头挪挪,照样烧。”

“棚子只有四根柱子,再挪,火口就冲着墙了。”

“冲着墙也烧。”邢长安说,“二十六年,我没跟人拌过一次嘴。你替我讲理,讲完你回城东。我这炉子可搬不进后院去。”

“那您这炉子,往后就这么让他垫桌腿。”

“垫就垫。”邢长安说,“风箱垫两天不坏。”

“这事不用您上手。”

“你不上手,也别站到我跟前来。”邢长安说,“去年西家属院有个人,替人说了句话,后来他家的门板让人卸了。”

隔天上午,加代去台球桌跟前找骆满仓。

“这三张桌子,我给你换个地方摆,钱我出。”

“我就要这块。”

“换个地方,桌子一样摆,人一样来。”

“我就要这块。”骆满仓把皮包搁在桌上,“这儿是家属院门口,下班的人多。换个地方我一天少挣十几块,你出得起?”

“我出得起。”

“你出得起一个月,出得起一年?”骆满仓说,“我在这儿摆三年,你替我出三年?”

加代没再说。他托了厂里的一位老人去说和。那位老人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年。他去了,跟骆满仓说了半个钟头,骆满仓当面点头,说行。

那天下午,桌子照旧摆在那儿,一张没少。

加代让周强去了一趟厂里,周强在厂里有路子,说话有分量。

“厂里是个什么说法。”加代问。

“厂里说围墙外头管不了。”周强说,“门口这一片,不算厂区。”

“不算厂区算谁的。”

“算街道。”周强说,“街道说这一段归家属院自管。”

“自管。”加代说,“自管,就是谁摆着算谁的。”

傍晚,骆满仓端着一簸箕炭走到炉子跟前,往地上一倒,脚一抬,把炭踢散。黑炭滚了一地,有几块滚到台球桌腿底下,踩上去咯吱响。

“你这炭占地方。”骆满仓说。

“这炭是我花钱买的。”邢长安说。

“买多少。”骆满仓说,“我赔你。”

“一簸箕炭九毛。”

“给你一块。”骆满仓从兜里摸出一块钱,往炉子上一扔,钱落在炉口的铁盖上,边上立刻卷了起来。

“这钱我不要。”邢长安说。

“不要拉倒。”骆满仓说,“炭我赔过了。”

第二天早上,加代去的时候,炉子右边空了。炉膛里的炭还是红的,可没人拉风,火苗子一点点矮下去,最后只剩一层暗红。

“风箱呢。”加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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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长安没说话,抬手指了指台球桌。加代走过去,弯腰一看,那只风箱垫在中间那张桌子的左前腿底下,桌腿压着风箱的木头盖,把手露在外头,正好当垫脚。

邢长安走过去,蹲在桌子跟前,两只手伸到桌腿底下,把风箱把手拉到底,停了一下,听那口气,又把手推回去。他回到炉子边,拿起小锤,在锅沿上敲了三下。炉膛里那点火光把他左颧骨下面那块疤照得发白。

三声都不脆。

加代走过去,把风箱从桌腿底下抱了出来。桌子一晃,桌面上那几颗球滚了两圈。他把风箱抱回炉子边,摆回原来的地方,风管接上炉口。

“谁让你动的。”骆满仓从屋里出来。

“这风箱是炉子上的。”

“现在它是我桌腿上的。”骆满仓弯腰把风箱又搬回去,重新垫在那条桌腿底下,还往上头压了压,“你要动,先问我。”

“问不问,你都得搬。”

“那你搬。”骆满仓说,“你搬一回,我垫一回。”

加代站在那儿,没动。棚子底下的炉子已经熄了,炉口的铁盖凉了。

邢长安把那口裂了缝的铁锅架到了炉口上。炉膛里没有风,火起不来,锅底那圈黄泥慢慢干成了灰白色,裂缝上的铁水只补了一半。

加代站在他旁边,看了很久。

“长安叔,明天我再来。”

“你不用来。”邢长安说,“锅我自己能补。”

“锅您能补,风没人给您送。”加代说,“这炉子,我给您抬回来。”

那天是加代蹲在棚子底下的第四天。夜里,他回到城东,把丁建、远刚、周强、马三叫到一块。丁建话少,远刚开货车出身,马三腿勤。

“那三张桌子,一天能挣多少。”加代问。

“一局五毛,一个小时两块。”马三说,“我昨天在那儿蹲了一下午,算下来一张桌子一天十来块。”

“他来路呢。”

“他以前在院门口摆象棋摊,一局一毛。”马三说,“后来跟人搭伙跑了一趟南边,回来就有钱了。哥,他这回从南边拉回来六张桌子,摆了三张,还有三张在南边的库房压着。”

“他自己在厂里是什么身份。”

“户口挂在院里,人没上过班。”周强说,“我查过了,他爹以前是这个厂的,退了。”

“他从南边带回来那几个人呢。”

“是南边跟他一块跑货的。”马三说,“三个人住在城南的小旅馆,一个是他表弟。”

“他表弟干什么的。”

“在门口收钱。”马三说,“哥,还有个事。那三张桌子腿底下都垫着木片,说明地面不平。真要摆在这街上,人家打球老歪。”

第二天夜里十点,家属院门口还有人在打球,桌上挂着两盏灯泡。

骆满仓叫来了四个人,都是南边跟他跑货的。四个人手里拿着铁管,从院门口往里走,走的方向是那个棚子。

丁建和周强是从院里的传达室出来的。

“站住。”周强说。

“你谁。”打头的一个说。

“这块地归厂里管。”周强说,“你在厂里是哪一年进的。”

“管不着。”打头的那个说,“我们是来搬东西的。”

“搬什么。”

“搬那只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