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邹城西南）人，汉末政治家、军事家、经学家，《三国志》有传。
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后拜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治所襄阳。至建安十三年（208年），他治理荆襄近二十年：对内发展生产、开经立学、爱民养士，对外远交袁绍、近结张绣，从容自保，使荆州成为“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雄藩。
荆州治所 迁移襄阳
初平元年，刘表单骑入宜城，在襄阳当地大族势力的辅佐下，逐步控制了荆州八郡，使荆州局势迅速安定。他在襄阳安顿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荆州治所从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
在刘表看来，原治所汉寿战略地位不显，又偏离朝廷，不利于对上联络。而襄阳地处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为天下之重，设治于此便于统辖全州。有汉一代，襄阳不过是荆州南郡的一个属县；治所一迁，襄阳便由南郡属县一跃成为统辖数千里的大州首府。建安十三年曹操取得荆州后，分南郡以北置襄阳郡，襄阳自此成为郡一级行政区的治所。此后历代，襄阳均为州、郡、府、道治所：大一统时期是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南北对峙时期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劝穑务农 发展经济
定治襄阳后，刘表借助区位优势，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军阀混战中他始终持中立态度，与各方保持联系，尽量输纳人力物力以维护与朝廷的关系。这种“从容自保”的策略，使襄阳等地远离硝烟战火，为经济文化发展赢得了宝贵条件。
局势平稳后，刘表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实行宽仁之政，出现“劝穑务农，以田以渔，稌粟红腐，年谷丰夥”（《刘镇南碑》）的景象。安定富庶的荆州成为北方避乱者的首选之地，史载关中“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刘表对流民与士人分类安置：组织无地者开垦荒地，按行业安置有技术的手工业者，使丰富的劳动力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荆襄一带呈现“财谷如山”的繁荣。
尤为难得的是，刘表把儒家仁政贯穿治荆始终。他不以一州之主攫取财富，不大兴土木，不加重赋役，史载其“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有了经济支撑，荆州军力大增，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干宝《搜神记》称：“自中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开经立学 兴文重教
刘表对军阀争斗兴趣不大，主要精力用于地方治理，尤其是开经立学、兴文重教。避乱南来的流民中多有当世名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俊杰也”。他充分利用这一人才资源，把久经战乱破坏的文化教育在荆襄重新恢复起来。
刘表创建州立官学，以儒学教化稳定人心、繁荣学术，“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又任用擅长古文经学的宋忠为“五业从事”，命綦毋闿、宋忠编撰《五经章句后定》，确立古文经学在官学中的地位，发扬其简明求实、注重义理、经世致用的学风，形成著名的“荆州学派”。学者保存、搜集、整理大批典籍，以致“古典坟集，充满州闾”，“丧乱中经籍不遂泯绝”。城南二里的学业堂，规模与质量可与洛阳太学比肩，四方耆德故老“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相传诸葛亮、庞统曾在此就读。官学之外，庞德公、司马徽等隐居讲学、品评人物，私学同样兴盛。
刘表还亲自著书立说，有《周易章句》等；旧题其主持编撰的《荆州星占》，总结了此前众家星占之说，在古代星占体系中承上启下，成为后世部分正史天文志的文献来源之一。一时之间，书法有梁鹄、邯郸淳，音乐有杜夔、孟曜共制雅乐，学术文化中心由洛阳南移至襄阳。
刘表治荆近二十年，襄阳由此完成了从南郡属县到区域中心的跨越，更为三国培养了大批中坚人才，“荆州学派”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曹魏、蜀汉、孙吴的核心骨干。其人其政，可谓爱民养士。
（摘自《襄阳历史名人》）
（来源：襄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