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3日，江原道麟蹄郡停战分界线附近，韩国陆军第12师团少校李俊光带着司机驾车抵达前线。据韩国方面后来的零星资料，他突然提出要和司机一同越境，遭到拒绝后开枪将司机打死，随后独自穿越分界线。
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人员伤亡。李俊光当时负责情报工作，掌握江原道一带部分军事信息和联络情况。四天后，朝鲜广播公布了他的叛逃消息，韩国方面却没有大规模报道，显然是担心相关情报随之暴露。
关于李俊光为何越境，公开材料说法并不完整。有资料提到，他长期没有得到晋升，对仕途颇为不满。军队中的职务、资历和升迁，本就牵涉复杂的人事关系。对一名负责敏感工作的军官而言，长期停滞带来的挫败感，可能比一次争执更危险。
朝鲜方面曾安排他居住，并让他出现在对韩宣传材料中。可没过多久，他便从公开场合消失。1994年，国际人权组织援引相关消息称，李俊光涉嫌触犯朝鲜内部规定，长期被关押在一处管理机构。这个结局与他叛逃初期受到的礼遇，形成了明显反差。
有意思的是，另一名军官的出走，却从一件看似普通的家事开始。
1981年8月14日，韩国陆军第1师团一名上尉石贞贤正在驻地服役。当天，他的妻子赶到部队，转告说家中父亲病重，希望他立即回去见最后一面。石贞贤随即向团部申请临时休假，但因手续不完备，申请没有获准。
多年后，他的一名旧友回忆，石贞贤曾打电话说：“以后不能再下棋了。”对方追问原因，他没有解释便挂断电话。大约十分钟后，石贞贤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一侧。
单看一次请假被拒，似乎很难解释一名军官为何抛下妻子、父母和两个年幼女儿。但军营关系往往不是一纸假条那么简单。长期积压的不满、与上级的矛盾、家庭压力以及对个人前途的失望，可能在某个瞬间同时爆发。请假事件更像导火索，而不是全部原因。
石贞贤到达朝鲜后，被授予人民军少校军衔，承担训练和宣传方面的工作。朝鲜方面还为他安排了新的家庭。2002年4月15日，平壤广播曾安排韩军叛逃人员参加座谈节目，石贞贤也在其中。他多次出现在朝鲜对韩宣传材料中，说明其身份具有较高利用价值。
这两起事件，一个与升迁失意有关，一个从家庭变故和请假受阻开始，背后却有共同点：军官并非单纯因为某一件小事作出决定，而是在长期压力中寻找出口。冷战时期，南北双方都把叛逃者视为政治资源，个人遭遇很快被纳入宣传和情报体系。
韩国国防部门统计显示，1953年至1995年间，韩军共有453名官兵叛逃朝鲜。其中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最为集中，达到391人；1970年代有42人，1980年代有17人，1990年至1995年有3人。军官人数虽然不多，却因掌握部队编制、部署和边境情况而格外敏感。
除李俊光和石贞贤外，公开资料还提到几名少尉以上军官。1961年，23岁的中尉李泰福越境；1968年，少尉宋容奎叛逃；1970年，第28师团上尉金泰镇进入朝鲜；1979年，东海岸警备司令部中尉尹致吉剪开分界线铁丝网后越境。
这些人的后续经历，长期缺乏可靠记录。金泰镇据称曾在平壤政治大学学习，后来参与对韩广播。尹致吉则改名为尹赫，并以人民军军官身份出现在相关节目中。至于他们是否真如宣传中那样受到重用，外界始终难以核实。
1981年之后，少尉以上韩军军官叛逃事件明显减少，后来更多是士兵和士官。随着南北生活条件差距扩大，朝鲜对普通韩国来投人员的接纳意愿也逐渐降低。少数宣传材料仍会展示早年叛逃者，但材料中的姓名、身份和生活状况，并不能完全替代独立调查记录。
因此，冷战时期韩军军官的越境，并非都有一套整齐划一的答案。有人困于升迁，有人受家庭和军纪冲击，也有人掌握特殊情报后走上了无法回头的道路。公开档案留下的，往往只是一个日期、一段广播，或者一张宣传材料，许多关键细节至今仍没有完整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