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本文史实综合自央视网、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海外版、财新周刊、界面新闻、网易新闻（萨沙历史上的今天）、央广网等公开报道，时间线以1983年4月13日王德辉首次被绑架、1990年4月10日第二次被绑架、1999年香港高等法院宣告其法律死亡、2007年4月3日龚如心病逝、2013年陈振聪伪造遗嘱案判决等公开司法记录为准。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3年4月13日清晨，香港山顶百禄径的独立花园洋房门口，王德辉像往常一样发动了汽车。

他自己开车，妻子龚如心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上没有保镖，没有跟车的随从，夫妻俩沿着盘山公路往中环的公司方向驶去。

车刚转过一个弯，两辆面包车从两侧切了上来，一前一后把王德辉的车夹在了路中间。

车门被猛地拉开，几个蒙面壮汉手里握着枪和刀，把王德辉从驾驶座上拽了出去。

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几分钟。

王德辉被塞进一辆客货车，龚如心被留在了路边。

绑匪开出来的价码是一亿美元。

龚如心跟对方磨了一阵，说短期内凑不出那么多，双方讨价还价后商定1100万美元，按指定方式汇到台湾的银行账户。

七天之后，钱到账，王德辉被人装在一个大冰柜里，送回了王家大宅门口。

人活着，没受什么伤。

案子后来破了，警方顺藤摸瓜抓了人，大部分赎金也追了回来。

事后龚如心要答谢帮了大忙的办案人员，她请大家吃了一顿麦当劳。

人均三十来块港币。

这件事在香港传了几十年。

人们记住的不是那笔上千万美元的赎金，而是那顿麦当劳。

一个随手掏出上千万美元赎丈夫的女人，答谢恩人的时候只肯花三十块钱。

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得从这对夫妻一辈子的行事路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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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弄堂里出来的世交姻缘

龚如心1937年9月29日出生在上海。

她的父亲龚云龙在英国油漆公司ICI任职，当时做ICI代理生意的华商里有一个叫王廷歆的人，两家由此相识，走动频繁。

王廷歆比龚云龙年长，生意做得更大。

王德辉的爷爷早年在浙江温州经营染料生意，传到王廷歆这一代把摊子做到了上海。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繁华的商埠，王廷歆在上海开设了染料和印染原料公司，代理英国ICI的产品，兼做进口西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上海滩华商圈子里排得上号。

龚如心的童年是在上海的弄堂里度过的。

她家境不算差，父亲在洋人公司做事，收入稳定。

两家大人来往频繁的时候，龚如心还是个扎着小辫的小姑娘，王德辉已经是个半大男孩。

两个人在弄堂里追跑打闹，大人们在旁边喝茶聊天，顺嘴就把这门亲事定了。

那年代的上海华商圈子里，世交之间定娃娃亲是常有的事，谁也没把这两个穿开裆裤的孩子的玩笑话当真。

王德辉是王廷歆的长子，1934年出生在上海，比龚如心大三岁。

两家大人来往的时候，两个孩子就在一块儿玩耍。

龚如心三四岁的时候，两家大人已经口头定下了这门亲事。

1949年前后，王廷歆预见到上海的政局要变，提前把主要资金和业务转移到了香港。

少年王德辉跟着全家南下，在香港继续读书。

五十年代初，王廷歆在香港注册了华懋公司，继续做染料和西药进口的老本行。

王德辉完成学业之后进了公司，从底层业务做起，慢慢接手了父亲的生意。

龚如心留在上海读书，读完了上海中学，两个人隔着海峡靠书信来往。

1955年前后，十八岁的龚如心来到香港，和王德辉完婚。

据后来香港媒体的报道，王德辉的母亲一开始觉得龚家家道已经不如王家，不太满意这门亲事，想在香港的豪门圈子里给儿子另找一门亲事。

王德辉没有同意。

娃娃亲是两家早年就定下的事情，他不愿意由于家境变化而毁约。

这桩婚事在王家内部引起过不小的争议。

王廷歆当时已经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王家的生意越做越大，而龚家由于龚如心父亲早逝，家道中落。

王德辉的母亲觉得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但王德辉态度坚决。

他不是那种会被母亲左右的人——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这个男人一旦认定了什么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婚后龚如心进了华懋公司，从最基础的文书打字做起。

王德辉那时候已经开始接手父亲的生意。

王廷歆逐步退到幕后，把公司的日常经营交给了儿子。

王德辉这个人，公司里的老员工后来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轴。

公司的文件哪怕只是一个英文字母打错了，他都要秘书重新打一遍。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刻板，体现在花钱上就是出了名的抠。

他从不雇司机，自己开车出门；不雇保镖，一个人独来独往。

有一年中秋节，他给身边的秘书、律师、会计师发月饼，拿出一块月饼当众切成十六份，让每个人拿一瓣尝尝。

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家，一点不浪费。

这种做派放在今天看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在五六十年代从上海迁移到香港的那批老华商身上，并不少见。

白手起家的人，对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谨慎。

王德辉从小看着父亲在商海里摸爬滚打，知道每一分钱赚进来都不容易。

他对自己抠，对员工也抠，但华懋的工资从来不拖欠，逢年过节该有的福利一样不少。

这种老派的做派，让华懋在香港地产圈里保持了很低的人员流动率，很多老员工一待就是二三十年。

龚如心嫁过来之后，跟着丈夫学做生意。

她知道自己英语不够好，业余时间报班补习，慢慢能独立跟外国人谈合同。

六十年代初，夫妻俩自立门户，办了华懋置业，从化工原料和西药代理起家，后来又做石油工业产品、农产品和饲料的代理。

两个人的性格倒是互补。

王德辉谨慎、刻板、抠细节，公司里每一笔账都要亲自过目。

龚如心外向、敢闯、会打交道，跑政府部门、跟银行谈贷款、跟合作方扯皮，这些外场的事情她全揽了下来。

华懋就在这种一个管内一个管外的分工里，慢慢从一家小贸易行长成了一家像样的企业。

六十年代的香港，地产业还是个新兴行业。

王德辉敏锐地察觉到，随着香港人口增长和工业化推进，住宅和工业楼宇的需求会爆发式增长。

他跟龚如心商量，把公司的主营业务从化工原料逐步转向房地产。

龚如心全力支持丈夫的判断，两个人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小试牛刀，买了几块小地皮试水，赚了第一笔地产钱。

到了1967年那场危机来临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大举进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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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7年所有人都在跑，他们偏在买

1967年5月，香港爆发六七暴动。

街头出现冲突，市面一片恐慌，英国人撤走资金，华商地产商纷纷抛售物业，变卖家产举家移民。

地价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谁手里压着地皮谁睡不着觉。

当时香港的主流判断是：这个殖民地要乱下去了，地产根本不能碰。

大地产商纷纷撤资，谁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拿真金白银去接盘。

王德辉和龚如心反着来。

他们把公司账上能动用的钱集中起来，在葵涌、荃湾、新界这些当时被视为偏远的地区，低价吃进了大批地皮。

这个决定在当时被同行看成疯子的行为——香港的前途都看不明白了，买地做什么？

王德辉有自己的算盘。

他算的是另一笔账：香港是个天然深水港，转口贸易摆在那儿，英国人走了也得有人留下来做生意。

等这阵风头过去，人还得回来，楼还得盖，地还得值钱。

现在地价被恐慌情绪打到了谷底，正是进场的时候。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这个判断。

局势稳定之后，香港经济从七十年代开始起飞，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全面爆发，住宅和商业楼宇的需求量暴增。

华懋当年抄底收进来的那些地皮，价格翻着跟头往上涨。

华懋的打法跟当时的大地产商不太一样。

他们不盖那种天价豪宅，专门做中小型住宅和工业大厦，面向普通家庭和中小厂商，走薄利多销的路线。

从买地、盖楼、销售、出租到物业管理，全部自己一条龙做完，不外包给第三方，利润尽量留在自己体内。

公司还做起了楼宇按揭，相当于自己办了一家小型银行。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华懋在葵涌、荃湾一带盖了一大批工业大厦和小型住宅。

那时候香港的制造业正处于黄金期，玩具厂、服装厂、电子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到处找厂房。

华懋盖的工业大厦单价低、面积灵活，一落成马上被租光。

住宅项目则瞄准了那些从内地来港定居的新移民家庭，户型小、总价低，卖得飞快。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华懋一年的利润已经突破七千万港元，跻身香港一线私营地产商的行列。

王德辉和龚如心的身家水涨船高，进入了香港十大富豪的行列。

有钱了，这对夫妻的日子却过得让员工都看不下去。

王德辉还是自己开车，还是不雇保镖，公司发福利能省就省。

龚如心在公司里穿的就是普通衬衫和长裤，跟中环写字楼里任何一个上班族没什么区别。

上流社会的名媛圈子里办酒会、打高尔夫，他们很少露面。

香港普通市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没听说过华懋这号人物。

这种低调后来被证明既是福气也是祸根。

福气在于他们避开了公众的注意力，祸根在于——绑匪挑目标的时候，最愿意下手的就是这种有钱、不张扬、出门还没保镖的主。

八十年代的香港，绑架富商的案子不是孤例。

张子强团伙后来绑架李嘉诚长子李泽钜、绑架郭炳湘，都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在王德辉之前和之后，香港都有地产界名人被绑的记录。

区别在于，别的富豪家里要么保镖成群，要么跟黑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绑匪不敢轻易下手。

王德辉这种，有钱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简直是在脑门上写着"快来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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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0万美元赎回来的人和一顿麦当劳

1983年4月13日那天早上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了。

王德辉和龚如心在山顶百禄径家门口被两辆面包车截停，王德辉被绑走，龚如心被留在现场。

绑匪一开始要价一亿美元。

龚如心在电话里跟对方讨价还价，说七天之内根本凑不出这个数，砍来砍去定在1100万美元。

她没有讨价还价太久。

人命关天，这个账她算得很清楚——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龚如心用了七天时间筹措这笔巨款，按照绑匪指定的洗钱路径，把钱分批汇到了台湾的银行账户。

钱到账之后第四天，绑匪把王德辉释放了。

他被人塞在一个大冰柜里，扔回了王家大宅门口。

王德辉后来跟身边的人描述，他被关押的地方条件简陋，每天送进来的就是最简单的饭菜，他也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了香港的哪个角落。

绑匪没有动他一根手指头，只要钱。

他在那个密闭空间里关了十几天，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圈，但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

案子到了警方手里，由一位姓钟的警长牵头侦办。

这位钟警长经验丰富，顺着那笔汇往台湾的黑钱一路追踪，很快锁定了几个在香港的同伙，先后抓了三男一女。

大部分赎金被追回。

这位钟警长办了这桩大案之后，跟王家走得很近，后来成了王德辉的座上宾。

案子办完，龚如心要答谢帮忙的人。

她把参与办案的警察请去吃了一顿麦当劳。

这件事后来在香港传得满城风雨——上千万美元的赎金眼睛不眨，谢警察就请吃麦当劳？

那个年代的香港警队，办了这种大案，按惯例家属怎么也得摆几桌酒席封个红包。

龚如心偏不。

她觉得警察办案是天职，拿了薪水的，家属请吃顿快餐表达到意就够了。

这种想法放在香港那个讲究人情世故的商业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说她抠门到了骨子里，也有人说她这是原则问题——该花的钱不眨眼，不该花的钱一分不多给。

龚如心自己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警察维护治安、办案抓人，是公职分内的事情。

她请大家吃一顿快餐，表达到意就够了，犯不着大摆宴席。

她平时自己最爱吃的也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一顿快餐在她看来已经是很正式的请客了。

这种近乎固执的节俭，贯穿了她一辈子。

后来身边的佣人回忆，龚如心每个月的个人生活费不到三千港元，自己剪头发，吃盒饭，在外头吃饭剩下的菜打包带回家。

她给跟了自己十多年的菲律宾佣人开的月薪是四千港元，佣人要求加薪，她就一句话：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王德辉被救回来之后，做了几件事。

他先是雇了六个保镖，二十四小时跟着自己。

这笔开销一年下来光薪水就要六十万港币，加上其他费用上百万。

他肉疼得很。

过了四五年，他觉得风头过去了，香港那么多富豪，绑匪总不会盯着他一个人，不顾龚如心的劝告，把六个保镖减到两个。

到了1990年，干脆把剩下两个也辞了，重新恢复了独来独往的习惯。

王德辉不是那种天生警觉的人。

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固执的自信——觉得自己做事谨慎，出门路线规律，又不是那种张扬外露的富豪，绑匪凭什么盯着他不放。

他忘了一件事：绑匪挑目标看的不是你张不张扬，看的是你好不好下手、家属出不出钱。

这两条他全占了。

为了安全，他采纳了那位钟警长的建议，在皮鞋里装了微型定位器。

钟警长跟他说，万一再出事，这个东西能救命。

王德辉信了。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钟警长在案子办完之后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王德辉这个人太好下手了——有钱、没保镖、出门路线固定、家属给钱痛快。

这种肥羊，一辈子碰不上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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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0年4月10日

4月10日晚上，王德辉在跑马地马会打完壁球，自己开车回山顶寓所。

那天是个星期二，香港的春天已经有点热了。

王德辉打完球出了一身汗，在更衣室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跟球友们打了声招呼就独自上了车。

他这几年一直保持着打壁球的习惯，每周去跑马地马会那一两次，路线固定，时间也固定。

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了——七年前那道坎都过来了，七年了，什么风头都该过去了。

车开到半路，前方突然出现几个拿着手枪和斧头的人影，把路拦住了。

王德辉有了七年前的经验，第一反应是锁死车门车窗，伸手去摸车上的电话准备报警。

绑匪动作极快，几下就砸开了车窗玻璃，把他从驾驶座上硬拖了出来。

王德辉嘴里被塞上东西，双手被反绑。

绑匪做的第一件事，是弯腰把他脚上那双皮鞋脱下来，看都不看就扔到了路边。

那双鞋里装着的定位器，连信号都没来得及发出去。

几个人把王德辉塞进另一辆车，两辆车一先一后消失在盘山公路上。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动作。

龚如心在家里等到很晚，丈夫没有回来。

她打王德辉的电话，关机。

她打开定位器的信号追踪，发现那个信号点就在山顶寓所附近不远的地方。

她派人找过去，路边只捡到了一双鞋。

龚如心当时没有立刻报警。

她有两个顾虑：一，一旦消息传出去，绑匪撕票，丈夫连一线活路都没了；二，华懋集团内部当时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老板被绑架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银行、合作方、股票市场会一齐震动，整个集团可能在几天之内崩盘。

她把自己关在山顶大宅的书房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

桌上放着王德辉的茶杯，椅子还是他早上出门时坐过的样子。

她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一遍一遍地想七年前那笔赎金是怎么凑齐的。

七年前她做到了，这一次她也一定要做到。

唯一让她心里发毛的是——这伙绑匪跟七年前那伙人，感觉不太一样。

她选择按兵不动，等绑匪先开口。

两天之后，4月12日，绑匪的电话打来了。

开口就是十亿美元。

龚如心说这个数字不可能，公司账上短期根本调不出这么多现金。

绑匪退了一步，说第一笔至少六千万美元，折合港币大约四亿六千万。

说完就挂了电话。

龚如心一边开始筹措资金，一边悄悄联系了上一次办案的几个老熟人——包括那位已经退休的钟警长。

几个在职的警官听完情况之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判断：正常绑匪拿到电话之后会让家属听一听听人质的声音，好让家属安心筹钱。

这伙绑匪自始至终不让王德辉说一句话，这事太反常了。

警官们的建议是：钱可以筹，但在没有确认王德辉还活着之前，一分钱都不能打过去。

退休的钟警长给了完全不同的建议。

他的态度很坚决：必须先把钱打过去，这是保证王德辉人身安全的唯一办法。

拖得越久，丈夫越危险。

龚如心被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夹在中间，拿不定主意。

四天之后，绑匪的催款电话又来了。

龚如心说目前只筹到了一半，请求宽限几天。

绑匪的态度非常强硬，说明天必须把钱汇到指定账户，否则立刻撕票。

龚如心提出让丈夫听一听声音，绑匪直接挂了电话。

走投无路之下，龚如心听了钟警长的建议，把已经筹到的2.6亿港币汇进了绑匪指定的账户。

这笔钱是她从华懋集团账上紧急调拨出来的。

为了不惊动公司董事会和银行，她走了好几层内部审批，把几笔原本用于拿地的资金临时挪了出来。

2.6亿港币在1990年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华懋集团小半年的净利润。

她赌上的不仅是丈夫的命，还有整个公司的现金流安全。

钱到账之后，电话再也没有响过。

那笔2.6亿港币在汇入账户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被分批转往台湾，原账户随即注销。

龚如心守在山顶大宅的电话旁边，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

她等的那个像七年前一样完好无损被送回家的丈夫，没有出现。

而当台湾警方顺着资金流向抓到第一个取钱人的时候，龚如心看到那个名字，整个人僵在了原地——那个人姓钟，是她认识了七年、请吃过麦当劳、还给她丈夫出过主意装定位器的人的亲生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