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年间，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忽然出声，李逵随即掀翻酒桌，鲁智深也当面说招安未必有用。那一刻，反对招安的并非一个人，而是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武松重兄弟，李逵凭性情，鲁智深看局势，公孙胜则根本不把功名放在眼里。
这四个人后来都接受了朝廷诏安，穿上官军服色，跟随宋江征讨辽国、田虎、王庆和方腊。若只看结果，似乎他们先前的反对只是几句气话。可细读原著便会发现，他们接受的是招安带来的身份变化，却未必接受官场那套处世规则。
武松最早发难，并不是单纯厌恶官府。他在景阳冈打虎，在孟州报恩，后来又经历了兄长被害、张都监陷害，对世道的黑暗看得很清楚。梁山聚义之后，他把这里当成一群苦命人的容身之处，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能否做官，而是招安以后，弟兄们会不会被拆散。
他那句“冷了弟兄们的心”，分量很重。武松明白，梁山若接受调遣，众人便不再是并肩作战的好汉，而会变成听命于上级的军卒。可当朝廷真的下诏，兄弟们已经选择了这条路，他没有独自离开，也没有站出来阻拦。
这正是武松的分寸。他可以反对，却不愿因个人意见让众人陷入两难。征讨方腊时，他失去一条手臂，仍然随军作战。战后，他没有进京争功，而是留在六和寺。这个选择比高声反抗更能说明问题：仗，他愿意替兄弟们打；官，他却不愿去做。
鲁智深的判断比武松更直接。重阳宴上，他说满朝文武多有奸邪，皇帝又被蒙蔽，招安即便成功，也未必能给梁山带来好结果。在他看来，问题不只是“要不要归顺”，还在于由谁主持、拿什么条件归顺，以及归顺之后会被安排到什么位置。
鲁智深一生厌恶欺压百姓的权势人物，却并不拒绝保护百姓。他大闹五台山、拳打镇关西、救助金翠莲，做事看似粗猛，内里却有清楚的是非。对他而言，官军身份不是荣耀，能够用手中兵器惩恶救人，才是实在的事。
因此，招安既成事实后，鲁智深没有继续纠缠。他跟着队伍征战，并非突然相信了高俅、蔡京之流，也不是忽然迷上了功名，而是梁山众人已经身在军中，方腊一战又关系到许多兄弟的生死。此时转身离开，反倒可能把同伴推入更危险的境地。
小说写到更换御赐衣冠时，宋江等人换上锦袍，公孙胜却把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成僧衣，武松改作直裰。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三人没有抗旨，也没有糟蹋御赐之物，却用自己的方式表明：身份可以暂时改变，本来的道路不能彻底丢掉。
李逵就简单得多。他反对招安时最激烈，听见“招安”二字便暴跳如雷，还把桌子踢得粉碎。可他并没有完整的政治判断，也说不出一套长远主张。只要宋江发话，他便跟着走；宋江接受诏安，他也很快穿上军装。
李逵不是看透了招安，而是信任宋江。他愿意把判断交给大哥，自己只管冲锋陷阵。这个性格让他显得痛快，也让他失去了独立选择的能力。后来宋江用毒酒结束他的性命，李逵明知不妙，仍然服从，可见他所谓反招安，更多是情绪反弹，并非坚定的政治立场。
公孙胜则完全不同。智取生辰纲时，他已经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见识。梁山上的权力、官职、赏赐，对他都缺少吸引力。接受诏安之后，他随军出征，却没有把自己看成朝廷真正的臣属。征讨方腊之前，他便辞别众人，回到蓟州二仙山。
有人把公孙胜的离开看成薄情，其实未必。他本来就不属于梁山权力核心，也没有把“兄弟义气”理解成一生捆在同一条船上。能在关键时候出手相助，已经是他的情分；战事结束、道路不同，便各自归山，这符合他的性格。
四人的差别，由一句对话便能看出。武松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喊：“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鲁智深则说：“招安不济事！”同样是反对，武松怕离散，李逵在发火，鲁智深在评估局势。
他们后来加入官军，也并不意味着先前的坚持全错了。梁山接受诏安后，众人已经没有继续占据山寨的现实条件，朝廷又把他们分批调往各处。对于鲁智深、武松来说，留下来保护熟悉的兄弟，远比另立门户更重要。
所以，鲁智深和武松并非前后矛盾。他们反对的是奸臣当道、条件不明的招安，接受的是为了兄弟和百姓而出征的军令。一个留在寺院，一个披着改制的僧衣；一个断臂后不入京，一个在六和寺安度余生。官军的名册上有他们的名字，官场的道路上却没有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