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外地办事被判了三年！加代跑了七趟，最后一趟一个人去的
帝京一姐
2026-10-14 17:31·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外地，青石巷，老家属院。
青石巷一头连着一家旅馆，另一头是一片老家属院，四排三层灰楼，楼与楼之间搭着煤棚子，煤球一垛一垛码在棚子底下。院里有一口水龙头，水龙头边上拉着一根铁丝，常年晾着被褥。
九月二十五号夜里，旅馆二楼那间房里坐着四个人。加代坐在床沿上，马三靠着窗户，远刚刚洗完手进来，丁建蹲在门口擦鞋。
“下一趟我一个人进去。”加代说。
“第几趟了。”马三问。
“第七趟。”
“前面六趟，我跑了三趟，你跑了三趟。”马三说，“四月到八月，去了六回。门是开着的，人见不着。”
“广龙进去多少天了。”
“一百八十七天。”马三说，“三月二十二号带走的，四月十九号判的，三年。”
“他是替我去办的事。”
“是。”马三说，“三月二十号你让他把一批货的单子送到城南一家门市。单子送到了，回执是门市那边捎回来的，人没回来。”
“带走那天是三月二十二号。”
“对。”马三说，“上午十点，在城南那家门市门口，一辆车停在路边，下来四个人，把他带走了。”
“广龙这个人，跟你几年了。”丁建问。
“四年。”马三说，“九零年秋天在广州，他一个人站在仓库门口，挡住对面二十几个。肩膀上挨了两下，第二天照样来。”
“后来呢。”
“后来他就没走。”马三说。
“徐尔康是什么人。”丁建问。
“本地人。”江林从外头进来，把门带上，“四十六岁，做的是同一条线。这条线他做了二十年，两头的人都认得他。”
“他跟广龙有仇。”
“没有私仇。”江林说，“就一件事。这条线是他的，深圳来的插了一脚，他心里这口气没下去。”
“打听出来没有，他们那边到底是怎么说的。”
“三月十八号。”江林说，“他们那边说，三月十八号那天，周广龙在城南一个茶叶铺收了三万二。收钱的单子上有他的名字。”
“三月十八号他在哪儿。”
“在深圳。”江林说，“他们做得干净，单子上的字也是仿的，仿得很像。”
加代把手里的烟按在窗台上。
四月里，加代去了一趟，看的是周广龙租住的那间房。马三也在四月里跑了一趟，去的是徐尔康那边递话，回话只有一句，让加代自己来。
屋子在老家属院最里头那栋楼的三层，一间半，一个月租金二十六块。房东是个老太太，姓何，叫何凤琴，七十岁，一个人住。她住里屋，周广龙住外屋。周广龙在她这儿住了一年半，每个月给她留一袋米，五十斤一袋，那年一袋三十七块。
加代上去敲门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楼道里收被子。被子洗得发白，被面上有两处补丁。
“何大妈。”加代说。
老太太把手拢在耳朵后面。
“何大妈。”
“你说什么。”
“我是小周的朋友。”
“小周的东西都在。”老太太说。
她把被子搭在胳膊上，开了门，让加代在门口看了一眼。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桌上一个搪瓷缸子，墙上挂着一件旧夹克。
“他的东西在。”老太太又说了一遍，然后就不说话了。
加代下楼的时候，看见三层楼道那扇门上的锁是新的，锁鼻子上缠着一圈铁丝。
“锁怎么是这么个样。”加代问。
“砸了。”老太太说，“四月四号晚上来的人。”
“来了几个。”
“两个。”
“问什么。”
“问小周在哪儿。”老太太说，“我说不知道。他们把锁砸了就走了。我在屋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找了一段铁丝，自己绑上的。”
“再有人来呢。”
“没有再来过。”
加代站在楼道上，看着那圈铁丝，看了有一会儿。
那天夜里回到旅馆，加代把锁的事说给马三听。
“她那锁，后来换了没有。”
“没换。”马三说，“她找了段铁丝，缠了三圈。我上去问她要不要给她换个新的，她说不用。”
“她怎么说的。”
“她说，锁着也是锁着。”马三说，“她还说，这屋子要是没人住，那才叫空。”
五月初，加代又跑了一趟，是在那家旅馆门口。晚上八点多，加代从旅馆出来，门口台阶上坐着三个人。见他出来，三个人站起来，把门口堵住了。
“加代。”最前头那个说，“徐老板说，这条线上的事，你别再跑了。”
“他还有什么话。”
“没有了。”
那人伸手来推加代的肩膀。加代没还手。他一只手抓住那人的手腕，往旁边一拧，那人整条胳膊就转到了身后，肩膀抵在门框上。
“回去跟徐老板说一声。”加代说，“九月里我再来。”
他把那人的胳膊放开，又替他把歪到一边的衣领拉正了。
那三个人退到街对面，谁也没敢先走。
那天晚上加代没动手，是因为他还在走规矩。规矩没走完，动了手，那扇门就彻底关上了。
五月里，马三又去了一趟。他在家属院的门口蹲了两天，回来说，院里有人当着老太太的面说过一句话。
“说什么。”
“说她家租给一个进去的人，晦气。”马三说，“是三楼西头那家的女人，在院里水龙头底下说的，声音不低。何大妈站在自己门口听了一会儿，回屋了。”
“院里那些人，谁跟她来往。”
“没几个。”马三说，“院门口有个卖菜的，隔两天给她送一趟。一捆青菜两毛，一块豆腐八分。”
“她家里人呢。”
“有个儿子，在东北。”马三说，“一年来一封平信，一张八分的票。”
“她一天到晚做什么。”
“做饭，洗衣服，晾被子。”马三说，“那床被子她天天晾，天不好也晾，晾一会儿再收回去。”
“她跟人说话吗。”
“不怎么说话。”马三说，“院里有事，她就站在门口听着，听一会儿就回屋。”
“她回嘴没有。”
“一个字没有。”马三说，“第二天早上，她把那床被子又晾出去了。”
六月里，加代又跑了一趟，去的是城南那家门市。门市老板姓施，五十多岁，是个做实干的，加代在门市后头的小屋里坐了四十分钟。
“三月二十二号上午，你在不在。”
“在。”施老板说，“那天是我看着的。四个人，两辆车，从门口把人带走的。”
“你认不认得徐尔康。”
“不认得。”施老板说，“来的人里有一个我见过，姓郝，管货的。”
八月里，加代又让马三跑了一趟。这一趟是去递东西的。
“行里有行里的做法。”马三说，“我提的是两条烟一瓶酒，外加一只信封，信封里是两万。”
“他收不收。”
“烟和酒收了。”马三说，“信封原样退回来了。退回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人带了一句话，说徐老板讲了，这事不是钱的事。”
“他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不要钱，他要的是这口气。”马三说，“他还说了一句，你们深圳的人要在这条线上站住，先得把周广龙这个人忘了。”
这几个月里，江林在外地住了半个月。他把徐尔康的两条线摸清了。
“城南那条是收货的，一天出三四车，走的都是山货和干货。”江林说，“城东那条是走货的，货从水路出去，一个月两条船。城南那条看仓库的六个人，城东那条码头上有十来个。”
“徐尔康自己呢。”
“他一天到晚在家。”江林说，“早饭在巷口的铺子里吃，一碗面，两个包子。”
“他这二十年靠什么在这条线上站着。”
“靠熟人。”江林说，“城南管货栈的是他表弟，城东码头上是他老丈人的一个徒弟。他一年到头请客，一桌席八十五，一年请十几桌。”
“这条线上的人认他。”
“认。”江林说，“不过认他的人，认的是他那两条线，不是他这个人。”
“那张单子上的三万二，从哪来的。”
“茶叶铺那边只说是有人存的一笔钱。”江林说，“三月十八号签的字，三月十九号就提走了。”
“钱进谁的手了。”
“在他表弟的货栈里压了四天，又出去了。”江林说，“数目对得上，可这中间的四天，谁经的手他说不清。”
“他家里几口人。”
“一个媳妇，一个儿子，儿子在南京念书。”江林说，“他这个人不出门，事情都是别人替他跑。他爱在电话里说话，我在邮局那边听过两回，他讲过一句，深圳那些人也是纸糊的。”
“这两个月，他心里怎么样。”
“松。”江林说，“他连门都不怎么出了。”
“他要是动了手呢。”马三问。
“动手就动手。”加代说，“你们在后头。”
九月二十六号，第七趟。
加代一个人去了老家属院。远刚把车停在巷口，没进来。马三在旅馆里坐着，丁建守着家属院后头那条路。
楼门口是三级水泥台阶，台阶边上的水泥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青砖。加代在最上面那级站了一下，退了两级。
加代在三级台阶下面的最后一级上坐了下来。
那天他从早上九点坐到下午六点。中间有人进出，都绕着他走。中午，一个骑车送信的进院，往二单元的信箱里塞了一封挂号信。那年头往外寄一封挂号信两毛出头，走四天。
天黑下来。三楼那间屋的灯亮了，窗上蒙着一层报纸，透出来的光是暗黄的。
三楼那间的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有人往外看了一眼，门又合上了。
六点四十，巷子两头同时有了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