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上海史研究室、上海高校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育人联盟主办的“海派文化的史学支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厦门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十余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四十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海派文化的史学支撑”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上，历史所副所长邵建指出，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期深耕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全院着力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历史所统筹科研力量，聚焦海派文化主体性、三大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开展具体研究，推出了一批学术成果。此次举办“海派文化的史学支撑”学术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打造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史学术交流平台，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到海派文化研究中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熊月之对海派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认为，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多元移民人口为载体、涵摄欧美文化元素、经上海城市集聚升华而形成的，以上海为核心承载地的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与包容、交融与互鉴、务实与创新“三对六点”关系，兼具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他指出，江南文化是唐宋以来中华文化的高地，海派文化是近代在高地上隆起的高原，上海红色文化是高原上耸起的高峰。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熊月之启发与会专家，宜从“涌现”的角度阐释海派文化，关注上海开埠后成为中西文明交汇、各界人群集聚的自由场域这一特征，着力寻找海派文化自发生成的例证。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文学所研究员徐锦江认为海派文化是一种发端于上海，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域的现代性城市文化，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各种新的文化滋养而形成。他提出，当代海派文化可归结为“七位一体”的有机结构：“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开放引领的国际视野，创新发展的市场机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依法治理的契约精神，经世济用的实践路径、时尚精致的生活方式。”在主旨报告中，他提出应从“历史建构”与“当代重构”的双重视角审视海派文化，并建议编撰《海派文化域外来源史》《海派文化传播史》《海派文化改革开放史》三史。
分组讨论共分四场。第一场主题为“海派文化的比较视野”，学者们围绕海派文化与北京、广东等地的地域文化展开比较研究。广东省文史学会会长胡波在香山文化方面很有心得。他指出，海派与香山文化同为中国近代海洋文明孕育的标志性地域文化，拥有对外开放、移民集聚与革新求变的相似轨迹。但二者又存在鲜明分野：香山文化源深根固，重在奠基启思、守正铸魂，是中国近代革新文化的源头活水；海派文化流广势盛，重在聚力革新、引领风尚，是中国近代现代文化的时代标杆。河北经贸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秘书长孙晓丹以郑观应、唐廷枢、徐润三位香山籍实业家为中心展开研究，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为海派商业文化注入“义利兼顾”的内核，唐廷枢以轮船招商局开创近代企业制度在上海的实践，徐润则以茶业与房地产经营塑造其务实品格。据此认为，海派商业文化的生成，本质上是多种本土地域文化在上海这个特殊空间中的汇聚、碰撞与升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借助北方局、顺直省委及北平市委档案与亲历者回忆，考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生存发展样态。通过京沪两地党组织的对比，发现上海与中央同处一城且有租界缓冲，党组织建设规范、领导体制相对稳定；北京则与中央距离远，且长期为派别纷争所困扰。在他看来，外部环境决定党组织的起点，而组织建设决定了命运与未来。领导体制、群众基础、组织纪律与危机应对能力，是“白区”斗争中最关键的生存密码。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马树华从技术社会系统角度研究海带养殖，指出海带在物种移植、制度调控、社会组织与技术体系等方面均有鲜明的南北缝合特征，上海与青岛正是缝合的关键节点。海带的个案研究表明：青岛、上海互为对方系统的环境，产业地理系于海洋要素的跨城配置。台州市社会科学院天台山文化研究所所长张良刚认为，海派文化的“包容”内含两种逻辑：“并存式包容”以划界共存为机制，源于华洋杂处；“圆融式包容”以消界互融为机制，根植于江南和合传统。海派史学识别了前者而遗漏了后者。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刘雅媛关注到全国各地的“小上海”现象。她认为，都市性是海派文化的本质特征，它与上海相关却不独属于上海。19世纪末以来，一些城镇自称或被冠以“小上海”之名，这些地方早期集中于长三角，民国时期扩散至全国。历史所研究员牟振宇认为以往的海派文化研究受宏大叙事限制，过于关注精英文艺与摩登表象，结论往往雷同、以偏概全，忽略了海派文化的民间底色。他以里弄、滨水空间、市井街巷等微观空间为例，考察微观史学范式的具体应用，认为这一路径把普通人当做研究主体、以实证和量化做研究方法，有助于厘清上海城市文化的原生肌理。
第二场的主题是“文艺、民俗与审美”，关注海派文化在文艺精神、都市审美和民俗中的体现。文学所副所长郑崇选介绍了文学所的海派文化研究情况。他认为，海派文化是上海经济社会的战略性资源，文学研究所近年承担了上海城市文脉、三种文化融合发展、海派文化历史流变等多项课题，将近代、现代与当代文脉纳入整体框架，正努力对繁多的海派文化定义作系统性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兵兵关注民国前期的海派京剧连台本戏。他指出，连台本戏盛极一时、风靡京津，却因被视为过于商品化、庸俗化而研究有限。据统计，1918—1937年间上海各剧场演出的连台本戏多达160多种，多取材于通俗章回小说，尤以传奇志怪类和公案悬疑类最为流行。他认为，这些戏剧的主要观众是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小市民”群体，连台本戏因而成为移民建构“上海人”身份的文化媒介。文学所研究员毕旭玲以“轧闹猛”习俗为例，考察海派民俗的娱乐化演变。“轧闹猛”强调参与感，其源头是祛蝗虫的猛将信仰：春秋两季及猛将生日的祭祀参与者众多，使“轧闹猛”具有了参与感的内涵。城市化推进后，猛将祭祀进入城市并立庙，经由花会活动，“梦奖”与“猛将”含义合流，最终形成众人“轧闹猛”之义。媒体则推波助澜，使之成为上海都市时尚的标签。文学所副研究员曹晓华的报告以穆时英的创作为例，溯源海派文艺精神。她认为，穆时英的左翼写作与新感觉派写作是写作光谱上的并行与交错，其作品堪称海派文艺精神的缩影：包容并蓄，兼取日本新感觉派、帕索斯长篇形式与苏联文艺理论；大胆创新，尝试大众语写作、蒙太奇与感官并置、集纳主义长篇；扎根现实，与左翼论战并向《子夜》叫板。在她看来，海派是同时打通先锋与现实的文学试验场。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吴晗从文学、绘画、民间传承与当代创新四个维度梳理海派文化。文学经《海上花列传》、新感觉派、张爱玲至《繁花》；绘画由吴昌硕“存我”到林风眠、刘海粟中西调和。民间以石库门、月份牌融汇中西雅俗；当代则接续文脉、跨界创排《兄弟阿Q》，并借国际节展走向世界。海派文化始终兼容嬗变，生成开放、创新、包容的形态。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李舒涵梳理了海派审美范式与市民心理的演进脉络。从月份牌与商业资本交融的视觉革命，到石库门契约社会中孕育的市民理性；从服饰细节与消费哲学中的海派腔调，再到当代City Walk与国潮焕新下的文化转向，探索了海派文化在世俗务实与精致讲究中历久弥新的城市精神与韧性。
第三场的主题是“社会基础与日常生活”，讨论海派文化如何在市民的日常行事中落地生根。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廖大伟主张加强对海派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的研究。他指出，海派文化大量留存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和家长里短中。讲究和体面是海派文化对生活的追求，“挺刮的上海宁”即其表现。在他看来，海派文化在生活中显示的气度是开放与善纳、兼容并蓄，为上海人提供了应对生活的实践智慧，归根结底是生活中的人与变化中的城市互相塑造的结果。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讲师吕祉萩考察海派文化视域下民国上海平民消费的本土变迁。海派文化是在时尚愿望与日常生计的持续协商中建立起理想的新式生活标准。她把平民的理想消费观念概括为“务实”与“折衷”二端，并提醒其基底仍倚赖于洗护、保养、废物利用为代表的家内劳动。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黄薇展示了不少馆藏近代照片，讨论历史影像与城市记忆的关系。她认为城市地景由不同主体不断层累叠加而成，历史照片是深挖城市集体记忆的重要资源。上海图书馆藏有超过10万张珍贵历史原照，是记录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视觉记忆载体。借助图像识别与大数据分析，可以从海量照片中反推当时的消费热点与审美偏好。上海工业博物馆学术顾问顾云平梳理上海工业文明与海派文化的同源共生关系。他归纳了实业济世的家国情怀、开明纳新的经营胸襟、权责分治的制度安排、义理兼顾的社会责任意识、别开市境的营销谋略五种海派企业管理文化特质，认为这正是海派文化工业记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务实创新”的底色。在工业遗存与博物馆建设方面，他主张活化利用有温度的多维空间，商业价值应顺着遗产的价值生长。呼吁化解精英意识，放下身段，演绎好“普通人”的精彩。
第四场的主题是“人物、群体与空间”，学者们分别从海外研究视野、异域书写者、地方医派、士人网络与侨民艺术家入手展开讨论。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涛羽系统评述了二十一世纪以来英语学界有关“海派文化”的研究。与中文学界不同，“海派文化”在英语学界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且较少仅关注具体实证问题，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导向，试图借某一具体面向剖析现代性、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宏观问题。他提醒学界关注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延续性与割裂性，认为它更像一个不断变化、不断被赋予重新定义的文化建构。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君洋以西班牙外交官爱德华多·托达1887年出版的《天朝生活》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的晚清上海书写。托达1880—1882年任职上海，书中留下大量有关晚清上海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的记述。叶君洋指出，托达对同一座城市采取了两种并不对称的叙述尺度：涉及华人社会时先作“中国社会”的类型化概括，再以茶园、算命者等材料为证；涉及租界社会时则具体书写外滩、洋行与侨民生活。华人上海更多作为“中国”的实例出现。历史所副研究员张生在《论顾渭川的生平与志业》中，论及海派中医群体的代际划分。他指出，民国时期顾渭川的志业有三：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联络同道，守望相助；精研岐黄，著书立说。海派中医是孟河医家移居上海之后形成的近代城市性中医流派，而顾渭川与丁仲英等人可视为海派中医二代的头面人物。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强认为，张謇的现代化事业并非孤立的“南通模式”，而是深度参照以上海徐家汇为中心的西学传播网络、在与“徐汇学派”知识群体交往中形成的跨文化认知实践。他梳理了张謇与黄伯禄、马相伯、李问渔等人的交往链，揭示出“科举士人—西学媒介—地方现代化”的转译通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浦安原考察民国时期俄侨艺术家群体与海派文化的生成。1917年后大批俄侨辗转进入上海，其中约四十位艺术家逐渐汇聚成活跃的艺术群体。他以俄罗斯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国家历史档案馆等馆藏资料为基础，梳理1917至1947年上海俄侨艺术家的群体构成与文化活动，指出他们通过艺术教育、社团组织、报刊出版与商业美术参与城市文化建设，形成兼具移民经验与本土关怀的跨文化实践。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后侍文轩以“上海性”为分析框架，勾勒当代上海题材小说英译史。1949年以来以上海为题材的中文小说经英译进入英语世界，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城市形象，它们既是原著取向的延伸，更是翻译实践选择性建构的产物。他将七十余年的翻译史划分为“工业上海”“经验上海”“想象上海”三个历时形态，认为翻译不仅记录了上海的变化，更参与了这种变化。
“海派文化的史学支撑”学术研讨会会场
会议最后的圆桌讨论由历史所研究员徐涛主持，议题为海派文化研究论文集的编纂与出版，学者们的发言聚焦于四个方向。一是论文集的编纂。与会者多主张不必急于结集，先打磨精细，再借《史林》《上海文化》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随后明确研究方法论与关键论点，尽力出版高质量的海派文化论文集。二是提升研究立意与理论水平，主张在史料支持之外加强研究的理论性、逻辑性，立意高方能宗旨明确、统领全局。三是议题的拓展，俄国人在上海、上海中医的位置，以及海派文化的涌现与城市精神、城市结构的关系等均可继续开拓，亦可大力挖掘海派文化图像，为公众认识海派文化提供具象化参考。四是资料与协作，宜进一步挖掘与海派文化相关的外文资料。同时，扩大历史所与文学所的合作，重视文学资料与史料在弘扬海派文化中的协同作用。
与会学者认为，本次研讨会围绕海派文化的概念内涵、历史建构与当代重构、比较视野与社会基础等议题作了集中研讨，并在研究立意与协作机制上形成新的共识。大家期待加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让新人新面孔不断涌现，共同将海派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吴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