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位于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会师园，1986年为纪念红军三大主力1936年会师50周年而建
与同一时期中国存在的其他军队不同，中国工农红军素来就是一支重视宣传的军队。正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931年12月，就在江西苏区瑞金叶坪村的一间土坯房里，木刻的“红星”二字跃然纸上，宣告《红星》报的诞生。报纸首期印量虽然不多，却承载着“加强红军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的重任。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踏上长征征途后，作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暂时停刊，《红星》报也就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唯一喉舌，在战争空隙坚持出版，直到1935年8月，由于红军即将进入草地，《红星》报才宣告停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星》报的办报经验也直接影响了《解放日报》 《新华日报》的创办。
长征是一场军事战略转移行动，必须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行军与战斗。《红星》报也成了长征路上的“移动广播站”。编辑赵发生（时任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科长）回忆说：“《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革军委日夜行军，挤出时间办报。铁皮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1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就把它扔掉了，买了1台轻便的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就是这样，他们每天都要走80里路，最多的时候要走180里。他们在行军途中构思文章，一到了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然后写稿、编报、刻印……经常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中，支起摊子，坚持工作。”就是在如此艰苦的出版发行环境里，《红星》报依靠手刻蜡纸油印，每期能印发七八百份。
作为长征中唯一代表中革军委的报纸，《红星》报的首要职能是向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传达党的声音，通过报纸让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长征出发第10天，《红星》报就出版了“长征专号”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时任主编邓小平（后由陆定一接任）撰写的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一年多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我们曾以顽强守备的阵地战，取得了屡次的部分的胜利，更加强大和锻炼了红军的战斗力量。但这些部分的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的前进；如果我们继续采取防御的阵地战将使我们自己束缚起来而无法求得发展。”文章里还提出：红军长征的任务是要在“运动战”中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长征是根据形势变化为摆脱“围剿”、保存自己的战略大转移。在面对新的任务、战斗面前“每个红军要以最负责的态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
此后的《红星》报也记录了红军经历的重大战役与战斗。譬如，红军入黔之后，乌江横亘在前，身后的国民党军相距红军也只有4天行程。黔系军阀为保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早已沿乌江布防。国民党黔军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狂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处境里，1935年1月，红军先遣队成功强渡乌江渡口并击溃黔军，掩护后续部队渡江。整个乌江战役，前后只用几天时间，国民党军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便宣告落空。红军声威，震动黔北。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为此发表了《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时任红一军团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后来《忆长征》中提及这篇报道时说：“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都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受这篇文章的影响，红军的各部队都掀起“学英雄、多杀敌、夺胜利”的热潮。
几个月后，红军又在大渡河畔陷入险境。熟悉当地地势的四川军阀认为：“从地区情况来分析，川康边区，地形复杂，彝情特殊，走大渡河是石达开覆军老路，对红军非常不利。”然而，在1935年5月底的短短几天内，红军就先后取得了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的胜利。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强渡大渡河的传奇场景：“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刊载胜利消息的《红星》报发到部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有的读报员已念过数次，还被战士们团团围住，要求“再读一遍”。
不过，长征时期的《红星》报毕竟只能以油印小报的形式断续出版，印量有限，主要在部队内部流通。对长征沿途的绝大多数群众而言，红军对外宣传更重要的手段，是那些布告与传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红军是这样宣传的，也是这样做的。陈云后来回忆红军入黔的情形时说：“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民生困顿如斯，贵州军阀仍在横征暴敛。“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侯之担甚至借口红军入黔，强立名目征收了两次“剿赤捐”。
红军到来后，秋毫无犯，公平买卖。猴场是乌江边的一个商业集镇。红军进抵后，“每人发过年费，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消息不胫而走，贵州百姓都认识到红军的纪律比国民党军好得多。因此红军进入遵义时，“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遵义是黔北的中心城市，红军在此期间，“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每赤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于是遵义全城商店照常营业，红军所用苏维埃纸票均能按日兑现。这比起国民党军队的做法，不啻云泥之别。国民党“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遵义会议后，红军经贵州入云南，再北上四川。川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陈云就提到：“由冕宁西北五十里之大桥镇而至安顺场，须经过彝民所居之高山，历时两日半，这是赤军当时之一大困难也。”但红军同样注意争取少数民族百姓的民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里就因此写道：“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正是在这张布告里，第一次响亮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渡过大渡河后，红军向川西北挺进。当时，这一带是藏、羌、 回、汉各民族聚居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妖言惑众，使红军途经此地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险境和困难。在蒋介石看来：“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
为争取川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支持，红军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工作。在四川省阿坝州博物馆珍藏着两幅红军木板标语，是1935年7至8月红军长征途经松潘毛尔盖期间书写的。其中一块是藏文木板标语，标语文字以藏文墨书，大意是“红军是保护你们的，大家要安居乐业，好好种庄稼”。落款为汉文行书“红坚”（“坚”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代号）二字。另一块是藏汉合书木板标语，从左至右，一行汉文一行藏文，汉、藏文各三行。汉文写道：“老庚们：回家来卖东西给红军！”藏文内容与汉文相同，落款也为“红坚”。
这样的宣传效果卓有成效，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毛儿盖的西面和北面，就是著名的草地。当时，毛儿盖是藏民聚居地区，有20多个寨子、2000多藏民。他们一面从事着较原始的农业耕作，种植青稞、胡豆，一面牧放绵羊、牦牛等牲畜。红军到毛儿盖之前，国民党就在藏民中大肆造谣，声称“红军要杀人，红军要吃小孩”，吓得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纷纷躲进深山老林。红军进驻毛儿盖后，所有战士都没有住民房，露宿在树下和房檐下，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并寻找四处躲藏的藏民，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主张。
由于红军纪律严明，藏民陆续回到家中。红军召集他们开会，重申买卖公平，并给“参加大会的20多个藏民每人发了几斤粗茶。每个人的怀里揣得鼓鼓的。会后，有的藏民就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一部分交给红军”。随后，红军带着这些珍贵的粮食离开毛尔盖，踏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一年多之后，1936年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红军每到一地，就在贫苦农民家门上插上红旗，在门板、街道墙壁上写下宣传标语，包括“保护穷人”“抗日救国”“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等内容，向当地群众传递革命主张。在会宁，就保存有这样一块宣传牌。宣传牌高188厘米，宽18厘米，重2.42千克，木质，上面写着“热烈庆祝红军大会合”。它制作于会宁会师期间，真实记录了当年的会师历史。
1936年10月23日，红军撤离会宁城。为保住这块宣传牌，当地百姓细心谨慎地将它拆下，放进会宁文庙，躲过一次次搜查，静静地留存了50年。直到1986年5月，会宁县文化局维修文庙大成殿时，才在大梁上面发现了这块半个世纪前的宣传牌。现藏于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标语简明、醒目、冲击力强，称得上是红军长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宣传手段。1934年12月5日的《红星》报刊登了《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提出了写标语实施的具体办法：“一、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二、每人每天写一条至五条标语；三、标语可用毛笔、碳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四、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后来，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也说：“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3条标语。”
长征途经十几个省，留下大量标语口号，至今完整保留的就有数千条，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过一张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标语，题为“只有红军才是唯一救中国救穷人的革命军队”。主要内容为12句对红军的描述：“红军打倒帝国主义！红军打汉奸卖国贼！红军打倒租债捐款！红军反对拉夫抽丁！红军保护穷人分田地！红军帮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红军保护穷人翻身！红军是穷人亲弟兄！红军不拿穷人一针一线！红军专打振（整）穷人的人！红军是讲自由平等！红军真是穷人的救星！”这是典型的排比式口传文本，为的就是让听的人记得住、传得开：红军和他们之前见过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
那么，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湖北省郧西县档案馆里，收藏着一张珍贵的传单，题为《什么是红军》。其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二十五军对外的名义。这支红军部队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集中起来，于当年11月3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檀树岗重新组建的。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战斗了多年的大别山区，向西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击溃守关民团，顺利进入陕西南部。次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抵达洛南县的庾家河宿营。在这个秦岭山区的小镇，发生了一桩插曲。“春永茂”药铺的掌柜杨春荣听信国民党散布的谣言，躲进附近的山林，偏偏又被红军抓住。后来经过了解，杨掌柜不但不是什么“土豪”，还为人老实厚道，在百姓里口碑很好。红军当即将其释放，还表示了歉意。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庾家河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能分清好坏，没有冤枉“杨掌柜”。红二十五军的政委吴焕先却颇以为意，他与副军长徐海东和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商议决定，起草一份张贴传单，使群众真正了解红军队伍。他们在昏黄的油灯下，彻夜笔耕，由当时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任职的刘华清亲手刻写并印制传单。
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400多字的一页传单，就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写得一目了然。传单开宗明义，告诉百姓：“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
接下来，《什么是红军》列举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同样，与残民以逞的国民党军队相反，“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传单的末尾还有两句十分自豪的话：“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八九十万……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就像陈云所说，红军“一至某地，当地居民除非所谓‘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赤军带路，当挑伕，沿途到处成群地加入赤军当兵”。郧西县虎头岩村青年李玉才，就是那时加入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已成长为红军特务队副班长的李玉才因母亲病危回家探望，并将一张用红皮纸油印的《什么是红军》传单交给了妻子刘立英。
如果说，《红星》报发到连队，当天就念给战士听，标语写在门板上，传单当街贴出去，这些文字的读者就在现场的话，“日记”的读者是将来的自己和后人，“家书”的读者在几百乃至上千里外的村子。长征里留下的这类文字，他们的读者并不在眼前。
就拿“日记”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份张子意所写的长征日记。张子意先前担任过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红六军团西征。红二、六军团在木黄地区会师后，张子意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参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长征。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在西康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后，张子意任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日记里，张子意记录了1936年7月10日到12月5日红二方面军的行军历程，是关于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珍贵史料。当时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既定的北上部署，分三路纵队陆续出发北上，首先要跨过松潘草地。对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来说，这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由于有了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各部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而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作了短期筹粮之后，就于7月底至8月初进入茫茫无际的大草地。张子意在1936年7月23日的日记里就记载：“十七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他写道：“草地雨季天气真坏，晴雨无定，冷热时变……”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红二方面军经过近50天的艰苦行军，终于在9月1日全部抵达哈达铺地区，取得了长征中北进甘南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提到长征，如今习惯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数字的来由，也与国家博物馆所收藏的萧锋《长征日记》有关。萧锋长征期间一直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并先后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第3团党总支书记、第1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以及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等重要职务。他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一生却坚持写了64年的日记。哪怕在长征途中的严酷环境下，萧锋都未间断过写日记。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当天，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１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二万五千里”也成为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在萧锋之女萧南溪看来：“我父亲的长征日记中，记载的最惨烈的战斗当数湘江血战，最紧急的当数飞夺泸定桥，最传奇的则当数四渡赤水时的南渡乌江。”这里所说的南渡乌江是四渡赤水后，甩开敌人，跳出重围的关键一步。“4个渡口，3个都有敌人重兵把守，只有一个梯子岩，因为很陡，水流急，没有路，敌人认为红军肯定过不来，只派了十几个敌兵在那里把守。”萧锋率领一营38名勇士，乘竹排过了乌江，抢占渡口。萧锋在日记中就记录了这次行动的情况和聂荣臻夸赞的话：“你们为红军南渡乌江立下了奇功！”
在萧锋的《长征日记》里，人们也可以看到长征中的红军处在一个多么艰苦的条件中。除了途经地区本身的自然环境因素外，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也进一步增加了红军筹粮的困难。1935年5月，蒋介石下令将地方上一切可供军用的物资，包括民间的粮食、牲畜等，一律运往碉堡围寨或县城里面，同时集中壮丁坚守营垒或据点，以迫使红军无法就地补给，企图“饿死”“困死”红军。萧锋在日记里就提道：“草地的水因为长年泡着腐草，又黑又臭又有毒，根本不能吃用。口干得要命，有的喝了几口，肚子马上发胀，甚至胀死。脚上被草根刺破，毒水一泡，就红肿溃烂。”红军过草地期间，“粮食和野菜吃光了，饿得没办法……大家就把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
虽然缺吃少穿，但参加长征的将士们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封珍贵的红军家书，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的熊启文在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医务所里写给其父母及幺叔的。在信中，熊启文描述了其在红军中的日常情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
（左）红四方面军战士熊启文写给父母及幺叔的信，其中提到红军官兵平等、百战百胜等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右）红军战士丘芹寿所写的家书，现藏福建博物院
当然，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家信了解到红军长征的壮举。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和红军的新闻封锁与恶意丑化，使中国共产党难以树立起对自身有利的正面形象，也难以传递出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和政策，这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了让世界了解红军，了解长征，1935年8月，陈云在上海等待赴苏时，以“廉臣”为笔名，撰写了两万余字的长文《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陈云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医官，以旁观者的语气作了客观的描写。但也正因如此，文中的结论显得更有说服力：如果红军真的是国民党当局所污蔑的“跳梁小丑”，“那末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费时几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之大部？并且何需蒋委员长亲自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督剿？很显然的，赤军已经是南京军的一个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赤军——的实力，超过国内除南京军而外的其他各个实力派”。
（左） 《从东南到西北》， 1938 年 1 月出版，廉臣（陈云）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 《中国的西北角》，1936 年出版，范长江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右）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著，1937 年 10 月英文初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不过，《随军西行见闻录》先于1936年３月发表于中共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的国内很难见到。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更名为《随军西行记》，由上海生活书店首次出版国内单行本。
在国家博物馆的藏品里，还可以看到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作者范长江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在长达几千里、历时10个月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先后写下一系列关于红军长征的详细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将这些通讯作品结集成书，即为《中国的西北角》。这部作品集被认为“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红军是匪徒且即将被消灭的谎言。
同样在国家博物馆的藏品里，还有上海出版的1937年的《逸经》杂志，上面连载了“幽谷”所著《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虽然这篇文章篇幅不足万字，但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写起，叙述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并按时间顺序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发表，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传奇般的长征历险经历披露出来，传播开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西北角》还是《逸经》上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内合法发行的出版物，这就在事实上揭穿了国民党控制的舆论机构对红军的诬蔑，使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全新的印象。
而在国际上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在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就有一本不太多见的英文初版《红星照耀中国》。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引起了埃德加·斯诺的注意，为了探寻红军长征胜利之谜，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举荐下，斯诺怀着对革命和战争中种种难以捉摸的问题，冲破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媒体的严密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陕甘宁边区。在4个月的时间里，斯诺不仅深入采访了中共领袖和红军将士，还了解了红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过，搜集到有关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陕北苏区之行，带着他在苏区采访时所记录下来的日记、笔记本和胶卷回到北平，开始撰写一部真实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在书中，斯诺首次向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等惊世骇俗的壮举，并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非凡的经历介绍给世界。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次年10月，这本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在西方引起轰动。这也恰恰印证了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对长征的论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编辑：周斌 詹茜卉
本文来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