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当代最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之一，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形成了深邃广阔的思想脉络，深刻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在福柯诞辰百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专题，特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学者，重读福柯，领略其思想魅力。
一
2026年，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诞辰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之前，他出生在法国普瓦捷的一个医学传统世家，其父亲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外科医生兼解剖学教授，其祖父与外祖父也同样从医。按照家族的期望，福柯本应子承父业，成为医学体制的又一位实践者。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选择了将哲学的目光反过来对准医学本身，追问那个将“疾病”与“健康”、“正常”与“疯癫”区分开来的知识体制，究竟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福柯并非以局外人的姿态批判医学，而是以一个深知医学权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作的内部人的目光，去解剖这一权威的历史前提。《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不是一个陌生人对医院的观察，而是一个从小在医学话语中长大的人，对这套话语的彻底清算。
福柯，1975年
事实上，《疯癫与文明》（1961）也是源自于他在1948年自杀的尝试。此后数年间，他多次陷入严重的抑郁，并频繁出入当时仍以高度规训化的临床程序管理患者的精神科机构。他的导师、精神科医生以及校方心理辅导系统，以当时精神医学的标准话语对他进行诊断与干预。本书实际上是一个曾经以“患者”身份被精神医学话语所指认、所分类、所处置的人的哲学治疗。当福柯追问“疯癫”作为知识对象的历史性建构条件时，他所解构的，不只是一套抽象的认识论结构，更是曾经被施加于他自身的那套分类权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工作可以被还原为个人创伤的升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将个人经验锻造成了严格的方法论问题意识，这段历史才获得了超越传记意义的理论重量。
《疯癫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并不是一部按时间顺序记录科学进步的精神病学或医学的“内部”历史，而是追问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什么样的认识论条件使得 “疾病”作为一个知识对象得以浮现？这一问题意识直接承接了康吉莱姆对“科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将视野从单纯的观念史拓展到话语、制度与权力关系的层面。换言之，福柯的历史学不是叙述“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如何可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条件的考古学。
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将这一考古学雄心推向了顶峰。在这部著作中，福柯引入了“认识型”这一核心概念，用以指称特定历史时期支配着知识生产的无意识结构。换言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套无意识的知识结构，决定着什么可以被思考、什么可以成为知识对象。在福柯的观察中，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的组织原则是“相似性”——世界万物通过符号与象征彼此呼应，“人”并没有占据特殊的中心位置。到了古典时代（17–18世纪），知识的原则变成“表征与分类”——语言、财富、生物被系统地排列在大型的分类表格中，但组织这个表格的，不是“人”，而是理性本身的秩序。人仍然不是知识的基础。进入18世纪末，情况突变。生物学发现了“生命”，经济学发现了“劳动”，语言学发现了“历史性的语言”。这三个领域共同指向一个有限的、历史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者，这才是“人”第一次作为知识对象与知识主体同时出现。康德哲学是这个时刻的集中表达：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这种奇特的“经验—先验双重性”是现代认识型独有的产物。正是在这一框架下，福柯发出了他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就像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即将被海浪抹去”。换言之，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得以成立的那套知识框架之外，“人”这个概念根本无法以现在这种方式存在。它不是自然事实，而是认识论事件。
这种激进的思考，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启蒙以来的整个传统，从康德的“人是目的”到萨特的存在主义都以人的主体性、自由与尊严为核心。但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所谓的基础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历史偶然，一个随时可以被抹去的印记。面对这种冒犯，以萨特为代表的批评者指出了福柯逻辑上难以自洽的缺陷：如果“人”是一个认识型的产物，那么宣布这一真理的“福柯”又是谁？他站在哪个位置说话？福柯在解构主体的同时，悄悄保留了一个全知的分析主体，而对自己的这个位置保持了沉默。
二
事实上，福柯并未“沉默”。1969年的《知识考古学》即是“回答”。本书是福柯对其早期思考方法的元理论化尝试。在这里，他系统阐述了“话语”（discours）的概念：话语并非语言表达的单纯载体，而是生产知识对象——什么东西作为可被认识的对象而存在；主体位置——谁有资格说话（医生、法官、专家），谁只能被说（病人、罪犯、疯子）；与真理效果的实践——决定什么陈述会被当作真实的事情来接受。以“精神病”为例，不是先有精神病这个客观现实，然后医学话语来描述它，而是医学话语的一整套实践（诊断标准、病历制度、医患关系、分类体系）把“精神病患者”这个知识对象制造出来。在这套话语存在之前，同样的行为可能被称为“着魔”“天才”“怪癖”，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当然，并非任何话语都能随意产生。每一个话语领域，如医学、经济学、语法学等内部都有一套隐性规则，管控着什么概念可以出现、什么主题可以被讨论、什么样的说话者被承认为合法、陈述必须采取什么形式才算有效。这套规则不是任何人刻意制定的，也不是写在哪里的明文规定，而是在实践中运作的无意识结构。
这一理论使福柯得以拒绝以意图主义或主体论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因为这两种框架都预设了一个在话语之前就存在的、有意图的主体。但如果主体位置本身是话语生产出来的，那么追问“作者想说什么”就是在问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提问方式是：在什么条件下，这个陈述能够出现？它在整个陈述的分布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例如，“地球绕太阳转”在伽利略的时代是一个异端主张，在今天的教科书里是一个标准事实陈述——句子相同，但陈述不同，因为它们所处的话语体制、所连接的真理机制完全不一样。福柯要考察的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而是“这个陈述在其话语场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哪些其他陈述形成关联、被什么规则所管控”。这就是“陈述的分布与秩序”。
到了1970年前后，福柯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从考古学走向谱系学，从知识走向权力。如果说在考古学时期（1960年代），其问题意识是某种知识如何成为可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分析的话，那么谱系学时期（1970年代起），其问题意识变成为了某种事物是通过什么样的斗争、压制与偶然性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冲突的历史分析方法。前者像地质学家切开地层，看各层的构成，但不太问地层是怎么被力量推挤成现在这个样子，而后者则是追踪地层被挤压、断裂、折叠的过程。
事实上，福柯的转变深受尼采的影响，尤其是其《道德的谱系》中关于价值观念历史性建构的洞察。尼采追问的是，“善”与“恶”这两个看起来永恒的道德概念，究竟是怎么来的？事实上，这些概念并非理性推导的结果，而是历史上具体的权力斗争的产物。“好”（gut）最初是贵族用来称呼自己的词——强壮、高贵、有力量。“坏”（schlecht）是贵族用来称呼平民的词。后来，被压迫者发动了一场“奴隶道德的反叛”，把这套价值体系整个颠倒过来：软弱变成了美德，谦卑变成了高尚。我们今天认为天经地义的道德观念，不过是这场古老权力斗争留下的沉淀而已。
受此启发，福柯发现了任何看起来自然的、普遍的价值或概念，都有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历史起源。这个起源也不是纯洁的，而是浸透着斗争、压制与暴力。所谓的历史分析的任务不是寻找“真正的起点”，而是揭示这种建构性。这种方法论转型不仅体现在《规训与惩罚》（1975）与《性经验史》（1976–1984）中，更在其一系列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学权力与治理术的课程讲稿中得到细致的展开。
例如，18世纪末，启蒙思想家认识到酷刑的残忍，出于人道主义的进步，刑罚从身体惩罚转向监禁改造。这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叙事。但是福柯指出，刑罚的转变不是因为人类变得更仁慈了，而是因为权力的运作形式发生了变化。公开处决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展示，把君主的力量铭刻在罪犯身体上。但这种权力方式效率很低，而且公开处决有时会激起人群对犯人的同情，反而削弱权力的效果。新型的监禁制度，尤其是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代表了一种更精密、更有效率的权力形式：不需要持续监视，只需要让被监视者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看，他就会开始自我监控。这种权力不是从上往下压的暴力，而是渗透进个体行为、时间管理、空间安排的毛细管式的规训。而且，同样的权力技术——时间表、考核、档案、分级——同时出现在监狱、学校、军队、医院、工厂里。这不是巧合，而是现代社会一种新型权力形式的全面铺开。在“进步”叙事背后的权力逻辑，是表面上的人道主义改革伴随着更深层的控制技术的精密化。
此后，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系列演讲（1970–1984）中，福柯逐年深化其权力分析。他构建了一套从“生命政治”到“治理性”的分析现代权力如何渗透个体生命与社会总体的理论装置。事实上，从18世纪末开始，权力的对象不再仅仅是个别身体，而是整个人口作为生物性整体。出生率、死亡率、疾病传播、种族健康等指标这些成为国家管理的对象。权力开始以“让人活着、管理生命”为核心，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执着于“让人死去”的威胁。这是他所说的从“主权权力”到“生命权力”的转变。所谓的“治理的理性”，不仅是国家如何统治人口，而是一整套关于“如何引导人的行为”的思想与实践。治理性的核心不是压制，而是塑造：通过各种技术（教育、统计、规范、激励），让人们按照特定方式行动，甚至让他们自愿地按照这种方式行动。
三
福柯的影响之所以能够突破单一学科的边界，深刻重塑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面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工具具有惊人的跨领域移植性。从社会学、历史学到文学批评，从政治理论到教育研究，从后殖民研究到女性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与主体性框架几乎无处不在地渗透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学术生产之中。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福柯的工作总是处于批判社会理论所有主要传统的交叉地带，这种居间性位置既是其影响力的来源，也是其难以被简单归类的原因。
在20世纪，福柯以前的历史学主流范式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这一传统的核心关切是人口、气候、农业产量、贸易网络、阶级结构等缓慢变动的、可以量化的“深层结构”。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于这些物质性的底层力量，而政治事件、思想观念、文化表达不过是这些底层力量在表面激起的浪花。唯物主义历史学与之高度呼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都是派生的，是对物质关系的反映。要理解历史，就要去分析生产方式、阶级矛盾、经济利益。这两套框架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现实在先，表达在后。物质结构是真实的，话语与文化只是它的镜子。因此，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也与战争、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高度绑定。
然而，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一批历史学家开始感到这个框架的局限。他们重新发掘了观念、符号、仪式、叙事对历史的独立的作用。在历史学领域，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激发了“新文化史”的兴起。以林·亨特（Lynn Hunt）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深受其启发，开始将分析重心从社会经济结构转向话语、表征与实践。在他们看来，文化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而是构成社会现实的积极力量。符号、仪式、语言、表征等不是装饰，而是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和再生产的场所。这个转向意味着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继续纠缠“这场革命背后的经济原因是什么”，而开始追问“革命者如何用语言建构了他们对自由、人民、敌人的理解？这种话语建构如何塑造了他们的行动？”。在这种研究视野下，疯狂的历史、身体的历史、情感的历史、动物审判的历史、女巫审判的历史等被纳入进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之中。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换，正是因为福柯提供的线索：这些“边缘”现象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恰恰是权力与知识关系最清晰地暴露自身的地方。
在福柯看来，话语会建构现实，而非仅仅反映现实。如果话语是生产性的而非反映性的，那么分析一个时代的话语实践，就不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作为经济现实的副产品），而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现实本身是如何被构成的。这也改变了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方式。传统历史学把文献当作通向“事实”的窗口。法庭记录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案件，医学报告告诉我们当时的疾病状况。福柯之后的历史学家则开始把文献本身当作分析对象：这份法庭记录采用了什么样的话语框架？它把被告建构成什么样的主体？“罪犯”这个类别在这份文献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此外，在政治理论与社会学领域，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关系的论述，彻底打破了传统政治哲学将权力视为“某一主体所拥有并施加于他者”的框架。此前，不论是从霍布斯、洛克，还是韦伯等对权力有一套直觉上很自然的理解，即权力是某个主体（国王、国家、阶级、个人）所拥有的东西，这个主体可以把它施加于另一个主体，后者因此被压制、被限制、被剥夺某种自由。他们共享着几个基本预设，权力是可以定位的（它在某处、在某人手里）；权力本质上是压制性的（它说“不”，它禁止、它惩罚）；权力与自由是对立的（有权力的地方，自由就减少）；权力关系是单向的（从上到下，从强到弱）。但福柯认为，这只能描述权力的某种非常有限的形态，而对现代社会中权力真正的运作方式几乎是盲目的。事实上，权力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力量关系的运作方式。它存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即所有不对称的关系结构中。你无法指着某个地方说“权力在那里”。它没有中心，没有单一的持有者，它在无数个微小的权力关系节点上运作。这就是福柯所谓的“毛细管式的权力”——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社会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由此，福柯彻底颠覆了左翼革命政治伦理。你不能通过“夺取权力”来解放自己，因为权力不是一个可以被夺取然后重新分配的东西。即使革命成功、旧政权被推翻，权力关系仍然在新的社会结构的每个微小角落继续运作。因为权力不仅是压制，而是生产。它并非仅仅禁止、排斥或惩罚，更重要的是生产出现实、主体、知识、欲望。正如福柯反复强调的一样，“罪犯”“精神病人”“同性恋者”“青少年”“失业者”等都不是先天存在的人群类别，等着权力来管理。恰恰相反，是特定的权力—知识机制（法律、医学、统计学、教育学）把这些主体类别生产出来，然后对应地生产出管理这些主体的机构与技术。监狱生产了关于犯罪心理的知识；精神病院生产了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学校生产了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为相应的权力实践提供合法性。
四
1984年6月，福柯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年仅五十七岁。尽管福柯对后世人文学研究都投下了巨大的影响力，但这其实是一个刻意拒绝被系统化的思想遗产。没有“福柯主义”的学派，也没有一套可以机械应用的方法论手册，更没有一个等待后人去完成的宏大理论体系。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一再强调，他写作的目的从来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制造工具”。他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书能被人们像螺丝刀或扳手一样取用，用来“短路、瓦解、打破权力体系”，而不是被无休止地注释。
福柯对后世最深远的影响之一，恐怕是彻底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性”的警觉程度。在他之前，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范畴，如“疯癫”“性欲”等等似乎是等待被科学认识的客观现象。然而，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工作，系统地证明了这些范畴都有可追溯的历史起源，都是在特定的权力—知识配置下被生产出来的，而非永恒自然的存在。他给人最大的启发，或许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历史化的怀疑论”，即一种将任何宣称自然的、普遍的、不证自明的范畴历史化的分析习惯。
这种习惯已经渗透进当代学术文化的基本土壤。今天，一个受过训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遇到“童年的本质”“犯罪的根源”“正常的性行为”这类表述时，几乎会本能地追问：这个范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制度与话语实践变成“自然的”的？这种反射性的历史化追问，在很大程度上是福柯训练了整整几代学者的认知习惯的结果。
此外，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也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了一套传统框架难以提供的分析工具，尤其是在面对那些不能简单归结为“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权力形式时。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治理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越来越少地依赖赤裸裸的强制，越来越多地依赖主体的自愿合作：人们主动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本”，主动追求“自我实现”，主动在各种平台上将自己的生活数据化并暴露给算法。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然而你就是这样做了。传统的压制性权力概念，对这种权力形式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压迫者，没有一道可以被推翻的禁令，只有无数个自愿参与的主体在再生产着特定的权力关系。一个把自己理解为“灵活就业的自由创业者”的零工经济工作者，和一个把自己理解为“被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工厂工人，这两种主体性对应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可能性，而前者这种主体性的生产，正是现代治理技术最精密的成就。因为当代权力的核心技术不是禁止而是塑造，不是压制欲望而是生产欲望，不是剥夺，而是建构特定形式的主体性。
当然，反思福柯的遗产，同样意味着正视他留下的那些未竟的课题与深刻的困境。其中最根本的，是他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与任何规范性批判之间的张力。如果所有价值都是历史性建构的，如果不存在超历史的批判标准，那么“揭示”权力机制的运作，本身凭什么算作批判？批判指向哪里？正如哈贝马斯批判的一样，福柯的整个批判事业，为被压制的声音申辩，揭露规训权力的支配性都预设了某种关于“不应如此”的规范性承诺，但福柯的理论框架却拒绝描述一个“应该是什么”的现实状态。这是一个没有地基的批判大厦。
另一种批判针对的是福柯的欧洲中心主义。他的历史分析几乎全部聚焦于西欧现代性的发展，他的“生命政治”分析以欧洲白人人口的管理为典型案例，而殖民地人口所经历的那种“让人死去”的主权暴力，在他的思考框架中几乎是不可见的。福柯对殖民暴力的忽视，并非源自于他碰巧没有研究这个领域，而是具有更深层的结构性意义。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预设了一个内在的历史分期：现代性的到来意味着主权的死亡权力让位于生命权力的管理逻辑。然而，这一历史叙事只有在将欧洲经验普遍化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一旦将视野转向殖民地，这一整洁的历史分期便立刻瓦解。在欧洲推行生命管理、人口优化的同一历史时期，殖民地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与系统性的死亡生产。换言之，欧洲内部的“让人活”与殖民地的“让人死”，并非两个分离的历史进程，而是同一个现代性工程的两面。福柯的框架只照亮了其中一面，而将另一面留在了黑暗之中。
然而，以上两种批评其实并不构成否定福柯的理由，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继承福柯最诚实的方式，因为一个思想家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他解决了什么问题，同样在于他以何种深度暴露了问题本身的难度。福柯所留下的，是一系列无法被轻易绕过的思想障碍：一旦你认真接受了话语建构现实的命题，你就无法再天真地谈论“客观知识”；一旦你认真接受了权力渗透主体的命题，你就无法再简单地谈论“解放”；一旦你认真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彻底性，你就无法再轻易地为批判寻找超历史的地基。这些障碍不是需要被清除的麻烦，而是需要被持续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福柯自己早就对任何结论的封闭性保持着方法论上的警惕。他将谱系学界定为一种要求“不屈不挠的博学”（a relentless erudition）的知识实践。谱系学不能依赖理论的捷径，不能在某个宏大命题上停下来宣布真相已经抵达，而必须持续回到史料的细节，在无尽的文献积累中追踪权力的毛细血管。这种“不屈不挠”内置了一种对自身结论的永久开放性：谱系学家的任何发现，都只是在特定史料范围内的暂时性描述，而非等待被供奉的最终真理。这意味着福柯的方法论本身，已经预留了被修正、被扩展乃至被颠覆的空间。换言之，对福柯的批评事实上都可以被理解为这种“不屈不挠的博学”在福柯身后的延续：以同样的史料密度与批判强度，将谱系学的目光投向福柯从未凝视过的地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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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
Dreyfus, H. L., & Rabinow, P.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李凯航（东华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