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导演 / 法夏

读睡朗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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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不可以在记忆中构建一个从未去过的空间?

当挤逼的现实让我们无处可避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数次的在脑海中临摹它、唤醒它、走进它,就像走进我们素未蒙面的故乡。

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有这么一个空间。那是一整片没有岸的湛蓝,走进去,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被翻涌的浪花温柔地包裹着。天地如此广阔而又不可接近,赤身裸体拉近了我与自然的联系,却使我与人群隔得很远。

我会感觉到熟悉,像回到羊水中晃荡的熟悉;我会感觉到陌生,像回到羊水中晃荡的陌生。

这种隐秘的想象与渴望,在读完托马斯·布拉施的诗句后达到了顶峰。这首诗给我一种久违的、深深的放松。它就像我幻想中的那片开阔海域,安静地接纳了我的所有不安和焦虑。

为什么一首关于“不再存在”的诗,反而能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安全感?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注解:“存在本身是美丽的,但作为自我的存在,却令人无法忍受”。在昆德拉笔下,要培植“我”的独特性有两种方法:加法,不断往身上叠加属性、标签、政治立场,试图在世界的目光中留下印记;减法,不断剥离社会属性、记忆和形象,最终走向本质和纯粹。

加法注定是一场悖论。我们拼命往身上叠加标签,渴望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为了证明这种独特性,向全世界宣讲这些标签。

于是,我们变成了某个口号的宣传员,某种品味的鼓吹者。越用力,就越是在向他人发出邀请:来吧,和我一样。刚刚建立起来的“我”,转眼就被无数模仿者稀释成一张越来越模糊的脸。

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自我早已不再由自己定义。那些广告商、媒体、消费制造者,他们比我更清楚我应该渴望什么、恐惧什么、炫耀什么。那些自以为在表达独特自我的姿态和话语,早已在无数人身上重复过。我们不是它的主人,而是它的傀儡。

对于布拉施这样被历史反复碾压过的流亡者而言,减法不只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更是一种近乎救赎的必需。

当一个人的名字被东德的秘密警察记录在案,当他的书被西德的出版社包装成“年度文学发现”,当他的面孔被贴上“异见者”或“一代人代言人”的标签在公众视野中反复传播———他会发现,“自我”已经沉重到难以忍受。剥离“自我”,意味着不再是谁的叛徒、谁的英雄;抹去记忆,意味着那些被迫害的创伤、被追捧的眩晕,统统被冲洗干净。

“这样,当我不再存在时,

便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便不会有人憎恨我,

便不会有任何遗憾。”

我们没有经历过冷战、流亡或体制的迫害,但那种在无数个深夜里想要从自己身体里逃出去的冲动,却如此熟悉。布拉施的这首诗像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了那个被层层包裹的“自我”,是何等的疲惫。

如果所谓“自我”本身就是牢笼呢?如果真正能让你获得安全感的,不是你筑起的高墙,而是瓦解高墙后那片无限的虚空呢?

当我们将自己视为宇宙间一朵偶然存在、片刻存在的浪花,不再强求留下任何波纹时,那些伴随着存在而来的憎恨、遗憾与恐惧,是不是也就随风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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