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华北平原上，东北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面对一支拒绝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队，作出了一个看似突然、实则早有准备的决定。
北平和平解放，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已解决。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协议上签字。月底，原华北剿总所属部队陆续开出北平，前往三河、香河、顺义、良乡等地，接受整编。
这是一项规模极大的工作。参加改编的部队有数十万人，来源复杂，既有傅作义嫡系，也有中央军，还有晋军、冯玉祥旧部和地方部队。番号虽然保留，军心却并不统一。
有些人已经明白大势已去，只求平稳过渡；有些军官却仍抱着观望甚至抵触态度。对他们来说，改编不仅是换一面旗帜，更意味着旧有关系、权力和生活方式都将被打破。
危险并非没有先兆。
1949年3月底，傅作义警卫部队中曾发生哗变。部分官兵携械向香山方向移动，甚至有散兵闯入山中。中央机关当时驻在香山，驻地位置高度保密，情况一度十分紧张。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华北军区增派部队加强防卫。
傅作义本人事先并不知情。事情发生后，他才知道警卫部队已经被缴械。这样一场意外说明，和平改编绝不是在纸面上签字那么简单，旧部队中残留的猜疑和对抗，随时可能变成现实冲突。
真正棘手的，是那些仍掌握武器、又不愿承认失败的部队。
同年3月，东北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奉命改编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师。这个师属于中央军系统，原军长郑挺锋等人在北平和平解放前离开，军务由参谋长和代师长主持。上级将领离散后，基层军官反而更容易各行其是。
第三十八军派出杨大易、李欣等干部进入第五师做工作。刚到驻地，他们就发现气氛异常：院落周围布满岗哨，墙上刷着对抗性标语，前来接触的人员也被限制行动。
有一次，院内突然响起炮声，随后四周传来枪声。没有人能够确定这只是示威，还是暴乱的开始。更严重的是，前往各团各营开展工作的解放军干部，竟有多人被扣留。
这支部队名义上已经接受和平改编，却仍保留着相当数量的武器。一个师如果突然失控，后果可想而知。直接强攻，可能使被扣押人员陷入险境；继续退让，又会让对方误以为我军不敢处置。
杨大易等人没有立即翻脸，而是设法让被扣押的干部先撤出来。李欣提出召开军官、士兵代表会议，并要求各连由指导员、教导员或政委带队参加。
这个办法很有针对性。第五师如果拒绝开会，就等于公开撕毁和平改编安排；如果同意开会，就必须把被控制的人员一并带出。经过交涉，对方最终将解放军干部送回。
人员脱险后，局面立刻改变。
李天佑随即给第五师代师长杨培德打电话，语气十分直接：“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放下武器，或者由武力解决。”
电话那头没有立即回答。李天佑接着限定：“下午5点以前，必须作出答复。”说完便挂断电话。
这不是虚张声势。第三十八军已经完成部署，部队迅速向第五师驻地展开。第三十八军前身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是战斗力较强的主力部队。面对这样一支部队，第五师即便人数不少，也很难凭一个师的力量抗衡。
杨培德很清楚，继续拖延只会使本部陷入更被动的处境。经过紧急商议，第五师最终放下武器，接受改编。第三十八军随即收缴其武器装备，局势没有扩大成流血冲突。
有意思的是，这次处置并没有破坏其他部队的改编，反而让不少观望者看清了边界：和平协议可以保障改编人员和原部队官兵的安全，但扣押干部、私藏武器、公开组织对抗，绝不可能被容忍。
改编完成后，真正的工作仍在继续。旧军队的等级压制、官兵隔阂和军官特权，不会因为换了番号就自动消失。有的士兵习惯服从长官，有的又把解放军官兵平等、生活朴素看成“不像军队”。
因此，改编不仅是整顿编制，更是改变军队内部关系。番号能够一夜更换，思想和作风却要靠一次次教育、谈话和实际相处慢慢扭转。对于那些曾经手握武器、拒绝改变的人，李天佑给出的两条路，最终成为北平周边部队改编时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